30年代苏区群众害怕当红军(图)

2013-01-22 15:00 作者: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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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有一道家喻户晓的江西民歌《送郎当红军》,歌词大意是苏区妇女踊跃送丈夫当红军,因为红军是为穷人闹革命,为穷人谋幸福。我可以肯定地说,借用江西民歌调的红色歌谣,绝非苏区百姓心声,而是红军政治部的宣传。

革命给江西苏区人民带来的灾难罄竹难书,史料载江西中央苏区高峰时红军指战员及政权机关人员10万,而中央苏区肃反就杀害了“自己人”10万,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死的人多数是江西赣南本地人。由于要养大批军政人员,军费开支巨大,百姓的负担是前国民政府政权时期的五倍!土地革命(土改)反复地搞。最初贫农分得土地成为稍稍富裕的农户,在第二次土改中纷纷划为地主富家,大部分情况下是全家杀光,家产罚没。男人大多被当红军或参加赤卫队以及拉夫支前,呆在自己村庄青壮年男人很少,留守的多为老人妇女儿童,其中妇女不是寡妇就是守活寡,与丈夫厮守的极少。妇女吃错了药才会欢天喜地唱这首骗人的歌谣送郎当红军!

30年代苏区群众为不当红军而逃亡,极端者不惜自阉。到后来甚至有的人发展到装病、自残自杀以逃避兵役的地步,“有一个农民,怕当红军,故意将自己的生殖器弄坏,或者干脆投塘跳河自伤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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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旧照(图片来源:光明网)

战争伤亡不断,人们的参战激情也随之下降,从1933年开始,苏区群众开始躲避当兵或当逃兵。

据1933年江西苏区政府的通令反映:“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尤其是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如胜利、博生之送去一团十二个连,而逃跑了十一个团营连长,带去少队拐公家伙食逃跑。永丰的营长政委也跑了,兴国的连长跑了几个,特别是那些司务长拐带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4年)》,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印,1992,第107页)

1934年“(于都)大部分模范赤少队逃跑上山,罗凹区十分之八队员逃跑上山,罗江区有300余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区亦发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一百人或二百人在山上,有的躲在亲朋家中”、“(新陂区密坑乡)精壮男子完全跑光了”(《于都发生大批队员逃跑》,《青年实话》第111期,1934年9月20日)

而据李一氓回忆,“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陆续地跑出苏区,到国民党区投靠亲友。有时搞到一点什么东西,也偷着回来一两次接济家里。因为他在家里实在是难以活下去。……这种逃跑现象各县都有,特别是那些偏僻的山区里面,跑起来人不知鬼不觉。”(《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1,第156页)而且逃跑的规模越来越大,“十余天来,各区群众向白区逃跑现象日益发展,从一乡一区蔓延到很多区乡,从数十一批增加到几百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从夜晚‘偷走’变而为明刀明枪的打出去,杀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秘书走。”(《关于资城事变问题省委对资溪县委的指示信》,石叟档案008222/3745/0247)

到后来甚至有的人发展到装病、自残自杀以逃避兵役的地步,“有一个农民,怕当红军,故意将自己的生殖器弄坏,或者干脆投塘跳河自伤自杀了”(1934年9月21日《红色中华》第236期,第6版,转引自王连花《动员与反动员:中央苏区“扩红”运动》)。可见人们对当红军的恐惧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对于苏区群众从积极参军到逃跑甚至自残的这种在转变,曾经在兴国负责扩红的刘守仁回忆说:“扩红初期人们自愿报名参军,然后是要动员报名参军,最后被强制报名参军;而有的人则躲起来或干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杀,有的人被扩进了红军,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枪毙,也仍有人开小差。”(刘守仁口述,田惠整理:《兴国“扩红”》,《党史纵横》2006年第6期)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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