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专制统治，任何国家都逃脱不了“柏林墙定律”（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1961年8月13日，民主德国开始建造柏林墙。此后，柏林墙一直被看作是德国分裂的标志。而另一条在更早之前就被严密看守的分离东西两德的漫长边境线却很少受到世界的关注。早在1949年，德国已经在政治上分裂了。二战结束后的第四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相继成立。然而“民主共和国”这个名字却与现实的共产主义专政截然相反。
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西德在一开始就占据了领先位置。它对东德人民来说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因此，每天都有上千人离开自己的家乡东德。为了阻止这种现象，当时执政的统一社会党于1952年建立了一条5公里宽的隔离区。两德边界长达1400公里，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萨克森州的沃格兰。如果有人出现在该严密看守的隔离内，就有被捕甚至最坏情况下被杀的危险。
究竟在1989年德国边境开放的时候有多少人丧生，这是柏林自由大学的社会统一党专政课题研究协会目前正在系统调查的问题。于1990年两德统一后成立的调查前东德政府犯罪问题的调查中心ZERV，在世纪之交公布当时在隔离带丧生的人数为248名，而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据联邦文化与媒体部长诺尔曼表示，此次项目的调查主要针对数据背后的牺牲者。项目将对受难者就其具体身份展开调查，旨在还给他们尊严。“他们的遭遇会警示我们，社会统一党专政以及非人道的隔离政策给我们德国当时的民众造成了多么残酷的影响”，诺尔曼在伯诺尔大街的柏林墙纪念馆内介绍该项目时提到。
针对柏林墙遇难者有许多调查研究。而德国境内长达1400公里的隔离带上的遇难者却很少得到关注。一项文献与研究项目改变了这个现状，整个项目将于2015年完成。届时将呈现一本记录遇难者生平的死者回忆录。该项目获得了50万欧元的资助。其中将近四分之三来自联邦文化与媒体部的预算，其余则由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黑森州以及下萨克森州共同承担。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文化部长多格洛表示，当时被隔离带穿越的联邦州均参与资助该项目，他感到很高兴。同样令他感到高兴的是，德国统一22年后那些受东德边境政策迫害的死难者终于受到了应有的尊重，而多年来人们提及的多是柏林墙遇难者。
柏林当然是德国分裂的世界性标志。而这个项目的重心是德国境内的隔离带，多格洛强调，“这在柏林墙建立之前很久就已经被严密隔离了。”相较之下，柏林的居民在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建立之前均可以自由出入。即便有隔离区，当年仍有许多人尝试逃离东德。自由大学的项目负责人克劳斯·施罗德（根据国家安全部的资料表示，在1974至1979年间有将近五千人尝试过逃离的冒险行为。而其中仅有229人成功到达西德。有将近100人因踩到地雷或引发自动射击装置丧身。而其他逃难者的命运在国家安全部的资料中没有记录。对施罗德而言，借助此次项目来更多地了解在德国境内隔离带上的遇难者不仅仅是科学上的挑战，这也关乎他个人的心愿，因为他是在特拉沃明德市能够望见离隔离带的地方长大的。在他的记忆中，这条边境在相对很早的时候就用篱笆隔离起来了，还配有看守警卫和警犬。东德的统治者希望以此来防止他的人民穿过沙滩和海洋逃出去。
施罗德回忆自己第一次糟糕的经历是看到水上漂着的一具尸体，“当时我们还是孩子，完全无法理解。”对于年轻人来说，由于没有亲身经历过德国的分裂，这个话题已经不再是历史课上的内容。悲剧的人性层面对他们来说也常过于抽象。这个项目将提供对当时隔离带上的遇难者一次具体的，在某种程度上感性的认识。项目负责人施罗德计划将通过网络推出关于当时在隔离带上丧生的逃难者的真实故事。
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年轻人都20多岁，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9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此前的二战中，盟军对德国党卫队成员一律就地处决，而不用上报；理由是党卫队员不是军人，没有战俘待遇。战争结束后，曾有人提出党卫队等同军人的疑问。时任纽伦堡军事法庭首席审判长那瓦伦斯淡淡地说：“军人不会对内开枪，不会屠杀国民，不会忠于某个政党或个人。所以，他们是匪徒，不是军人。”
在这个世界上，良知是最高的准则，不允许任何人用任何借口来践踏良知。无论什么时候，人的权利永远高于政治的权力，政府只是民众豢养的一条狗，人类不可能永远甘心用自己的血汗饲养一条疯狗。人类数千年文明史证明，自然法永远高于国家法，这就如同天永远高于地，是不言而喻的。
海外有人将中国大陆的维稳体制比作中国式柏林墙。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在他的书中写道：“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外人看来或许有很多是奥妙难解的，再加上多年封闭和极权体制使之变得更为神秘，但我实在难以相信，难道这种不透明度就可以让中国在自己的盟友内或世界上称孤道寡吗？”这也许言过其实。但柏林墙作为在地球上的最著名的一块专制残垣，对中国却有着巨大的启示。
只要有专制统治，任何国家都逃脱不了“柏林墙定律”；因为人心向善，人类世界不会永远容许一个不正义的利益集团继续做恶；否则，那将是人类的耻辱。
所谓“柏林墙定律”，就是专制必然失败，民主必然胜利，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民主者昌，专制者亡。做恶者总是以为他可以永远做恶，正如鲁迅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所说：“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从奇奥塞斯库到卡扎菲，历史总是对柏林墙定律的一次次重复；柏林墙没有倒的时候，没有人相信它会倒塌。但只要是柏林墙，它必然要臭名昭彰地倒掉。只要柏林墙还在，就会有无数恶棍以柏林墙的名义作恶，他们甚至永远也不相信自己会被正义和历史清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