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还有8年的时间，中国转向消费型社会最缺的是什么？
中国向消费型社会转型最缺的就是制度——有利于居民消费的法律、规定和严格的市场管理。换句话说，要让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敞开了消费，那么这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就要为居民消费服务。
在美国，所有的自来水都达到了饮用水平，可以放心饮用；你不用担心市场上出售的食品有毒，因为它们都经过了严格检验；所有在市场出售的衣服鞋袜，消费者都不用担心有假，因为它们也经过了严格检查；美国有办法要求所有向美国市场出口制造品的厂商，都不敢不用最高质量等级……在美国市场的任何违规造假，都将面临严格的惩罚，甚至可能导致厂商倾家荡产。不仅美国如此，欧、日市场也不遑多让，严格的制度保证了全球发达国家成为全球最安全的一片消费市场。
与之相比，中国市场的情况相差甚远。虽然奢侈品在中国市场大卖，但中国市场仍十分混乱。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8年曾导致数名儿童死亡、30万名儿童受影响的三聚氰胺奶粉，居然在今年卷土重来！日前国内有关部门在甘肃、青海、吉林等地，先后发现了三聚氰胺超标事件，最高超标达到500倍！这也是2009年底，上海熊猫奶粉、陕西金桥乳粉等多起三聚氰胺“回魂”事件之后，仅时隔半年发生的又一起食品安全恶劣事件。除了三聚氰胺奶粉这类恶性事件，地沟油、假药、假酒等许多造假事件在国内市场层出不穷。
一个消费环境如此恶劣的市场，会诞生出健康的消费型社会吗？除非这个市场进行很大的制度改革。
国内市场有很多人抱怨，中国有“世界装配工厂”，却没有世界级的品牌。现在我们手里有钱了，也要买世界品牌。不过，这种做法并不是所有人都买账。据称，不久前，上海富客斯公司宣称已收购意大利时装公司普拉达（PRADASPA）的部分股权并谋求控股。不过，普拉达虽然身陷巨额负债，但普拉达家族成员中没有人将持股卖给中国商人陆强，因为他们担心“交给中国人，会把质量、格调都变差”。
对品牌的控制，是一个消费型社会的典型特征。长期以来，中国不是一个消费型社会，也没有把老百姓消费当回事，因此不掌握品牌、不会管理和运用品牌也是正常的事。我们介入全球化方式是从制造业低端来“卖苦力”。
中国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才刚刚开始，在这个征程中，最缺的不是资金，也不是技术，而是严格的制度与法律。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就很难出现消费型社会。
另一个关键是要保障居民真实收入较快、稳定地增长，为消费增长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11月8日公布的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中共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能仍停留在规划和设想阶段，要寻找收入分配改革的切入点，实现初次收入分配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下一步需要加快收入分配等改革，从而促进消费快速增长。因为，如果在居民收入差距上采取些措施，只会有利于促进增加新的消费热情。
例如推出遗产税，哪怕起点低，10%左右(国外已经30%~40%)，也有作用。对于一部分拥有巨额财产的富人而言，他们会考虑提前消费或财产转移，这会对扩大消费有一定作用。
在增值税方面，哪怕象征性地下调一个点，也会普遍缓解企业的压力从而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增长。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居民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较高，消费快速增长地区逐步转向农村和第三、四线城市。
尼尔森最新调查显示，中国和美国两大全球经济强国的信心指数均有所上升，分别达到108点和83点。其中2011年四季度中国农村地区消费者信心水平高居全国榜首，达114点。
由于初次收入分配涉及到利益再分配问题，所以推行难度较大，政府应该找到实质性的突破点。
今后采取新的扩大消费政策，可考虑在免税、退税、贴息等方面进行适当探索。例如，对目前征收消费税的部分商品如汽车、化妆品等的消费税进行适度调整。对于那些以前是奢侈品而目前已变为大众消费品的商品，应逐步调低消费税税率，或者不再征收消费税。
在已有消费政策支持效果出现衰减的情况下，应深入挖掘具有消费增长潜力的支持对象。例如，应根据中国经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和城市化高峰期的特点，适时将家政、养老等服务消费纳入到政策支持范围，推动中国经济从工业化中后期步入服务经济时代，促进经济发展方式从注重经济增长，向兼顾稳定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等多个目标方向转变，引导服务消费快速增长。
只有切实地解决以上两个关键，我们才会在2020年与想象中的那位主流消费者真正会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