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前后，一些对胡执政早已或再也不抱希望的体制内外人士，出于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关注和焦虑，以及出于对习近平李克强的善意期许，或隔山喊话，或坦诚上书，力谏和敦请共产党新的执政高层痛下决心，开启政治体制改革。我特别注意到，他们中的不少人并不理会胡锦涛的“两个不走”，顶风直言自己心目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不是用来巩固和改善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而是促成制度变革、导向宪政民主的。
应当说，这些谏言者面向庙堂发声的良好初衷和良苦用心，我很能理解。但是，我也不想讳言，我与他们的确有所不同。不同的是，我对习近平不抱那样的期待，也因此，我关注的重点依然是：官家就是不改，民间怎么办？这里的“不改”，是指不改一党专政的基本政治制度。
官家就是不改，乃是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主政时期的历史事实。邓小平的就是不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讲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作用，只是讲讲而已，岂能当真？”（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79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但是，邓的“四个坚持”可不是说着玩的。为了“四个坚持”，邓不惜动用违章非法手段，搞掉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制造惨绝人寰的六四大屠杀。江泽民的就是不改，不仅表现为邓规江随，而且一度走得比邓更左，把反和平演变当作中心任务。胡锦涛的就是不改，则集中体现在他于2008年12月和这次十八大上两度宣示的“两个不走”，即“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再加上去年3月委托吴邦国出面，“理直气壮地”端出来的“五个不搞”。
现在，权柄到了习近平手里，官家是改，还是不改？十八大上，习近平对以“两个不走”和“三个自信”为灵魂的政治报告由衷地投了赞成票，所谓“三个自信”，就是“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十八大后，习近平频频亮相，在他稍具个性化的公开讲话中，虽然没有复述胡锦涛报告中的原话，但其政治立场的鲜明底色，无疑就是“两个不走”和“三个自信”。例如，他所说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指“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认为，已经可以断言，习近平的立场依旧是：就是不改。
习近平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早就拿定了主意，有了主心骨。若以最大的善意去揣测，面对那些要其改弦易辙、改变制度的建言献策，他所能拿出的最大雅量，当是不回应、不采纳。在我看来，习近平既然一直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定为命根子，并且将一党专政的蓝图绘到了37年后的2049年，他对上书者提出的“非改不可”的警示、给出的“去除心魔”的规劝和作出的“顺应潮流青史留名”的激励，就不仅不会动什么心，甚至根本就听不进去。在此，我倒是想请上书者听我一句劝：在改旗易帜这件事上，习近平是不会和你们良性互动、达成共识的。远为可能的，是将你们的善意当恶意，是将诤友当敌人。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邓、江、胡、习一脉相承，他们“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他们坚决拒绝“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赵紫阳语，《改革历程》第271页）
官家就是不改，那么，民间怎么办？我认为，这是一个真问题，回避不了，必须正视。事实上，我也看到了一些人对此给出的回答。有人给出的选项为，民间能做的最多是：说不说在我，听不听由他，说过劝过，就完事了。还有的选项是：民间当定官方的诤友，忠谏不止，直到金石为开。也有人认为，民间被旧制度的守夜人绑架，无可奈何，只能听任中国溃而不崩，或滑向大崩溃。
显然，上述选项都不怎么样。在官家不改、制度未变之前，民间应有别的选项，民间应该建设性地有所作为。我看到，杜导斌前不久发表的一篇文章，说的正是这档子事。他在文中说：“胡锦涛的十八大报告只不过再次验证了‘自由不能靠施舍，只能靠自己争取’的道理”，“中国的民主和自由，不能寄望于中南海里那帮贪婪怯懦的没出息的东西！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依靠公民自觉自愿的行动！”在我看来，杜文所展示的那种历史的主体意识，那种把握命运的自主行为，那种俯视庙堂的公民视角，那种负责任的建设性态度，是与上世纪70年代东欧的先行者哈维尔、米奇尼克所倡导、所践行的理念高度契合的，也是当下中国尤为需要、应该大力弘扬的。
除杜导斌之外，傅国涌在他的“‘堵国’何处去？”一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祈愿和信念：“愿更多的人不再目光朝上，只注视当权者想什么、要做什么，而是更多地转向下，看看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相信历史一定会在没路可走的地方开出路来，君不见，任何一个时代的特权阶级都已被翻过去了吗？”今天上午，一位投身维权抗争的陕西朋友来我家，我告诉他自己正在写一篇短文，然后问他：官家就是不改，你说民间该怎么办？这位朋友快人快语，他说：活人岂能被尿憋死？民间有空间，有资源，有办法。他告诉我，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在许多看似无望的民众维权抗争中，只要减少一些只认上访的臣民意识，只要拿出比360度再多1度的胆识和智慧，就有可能开出路来，事情就可能出现转机，官方就会被迫坐下来和民众谈判，民众的正当权益就有可能失而复得。他认为，别的事情也一样，只要愿意面对良知和承担责任，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就能在没路的地方开出路来，就能促成社会的变革和进化，使依赖谎言、收买和践踏尊严的旧制度愈来愈玩不转。
杜导斌那篇文章的题目是“他们就是不改，我们怎么办？”，我将自己的这篇短文标题特意取为“官家就是不改，民间怎么办？”，就是要呼应和强化同一个主题，希望在公民精神的烛照下，中国民间有更多的人来做好这篇文章，答好这个问题，并形成宝贵的共识，进行艰难的破局。
2012年12月30日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