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内具有人道主义良知的开明政治家和有识之士，必须看到未来，下决心改变政策，让藏人的碎片化整合成板块，让藏民族有集体表达和集体谈判的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妥协，在藏区建成一种良性的双赢的后果。
当自焚藏人数量达到69人的时候，纽约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在藏人自焚问题上集体失言，奇怪地保持着沉默。几天过去，藏人自焚数量已达80多，其发展趋势令人不寒而栗。这是人类史上罕见的惨烈事件。我是这些沉默的汉人中的一个。在获悉一个又一个年轻生命在烈焰中死去的消息时，我一次又一次地问过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我该做些什么来打破沉默，我该说什么，怎么说？
为什么沉默？
我们并不愿意沉默。沉默首先来自于媒体。至今为止，全世界还没有一家媒体到达任何一起自焚的现场，没有一个记者采访过任何一个自焚者的家庭和朋友，没有发出过一篇有关自焚者的详细报道。这些自焚者，他们想了些什么，为什么采取如此激烈的抗议方式，他们周围的人是怎么想的，这一切，全世界一无所知。仅有的零星消息，都是自焚者周围的人通过互联网透露的。即使是纽约时报这样不缺人也不缺钱的大报纸，也没能派出即使是一个记者采访到一条第一手报道。在质问汉人知识分子为什么集体失言以前，我想问一问，为什么全世界媒体都集体失去行动力了？
不需要我来问答这个问题，我只是想说明，专制政权的高压封锁，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沉默的一个重要因素。我这样说，不是想为自己的沉默推卸道义责任，更不是为其他沉默的中国人开脱，而是想说，中国人的沉默，必定和当下中国人的处境有关，就像藏人的自焚，必定和藏人当下的生存状况有关一样，而且是同一个原因，即中国政府发展出来的残酷而严密的压迫体系极大地控制了我们的生存，包括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说环境。中国知识分子是有责任的，包括知识分子传统价值体系中的汉人民族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对体制的幻想，等等等等，但是，忽略了中国知识分子生存中高压专制体制的存在，只是去询问知识分子自身的原因，那至少是没有找齐原因的原因。而且，不挑战这个体制因素，知识分子还是不会打破集体失言，因为若媒体不反抗，个人想说也说不了什么。所以，首先要问的是，媒体怎么了？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失言，自从第一起自焚事件发生，有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写了文章，有表示痛心和同情自焚者的，有谴责和抗议专制政权的，有呼吁藏人停止自焚爱惜生命的，海外中文作家们还自发出版了文集《浴火袈裟》，但是这些文章很难有机会发表在中文主流媒体上，更不可能发表在大陆媒体上。文章最多也较为深刻的，是海外政治异见者，可惜这些文章大多只能发表于海外政治刊物和互联网。我曾经游说搞媒体的朋友就藏人自焚和藏区状况问题做强有力的大规模专题报道和讨论，但是没有成功。除了中国政府的媒体可以动用国家资源不需考虑代价以外，其他所有媒体都要吃饭，都有自己的得失考量，它们作出沉默的决定，自有它们自己的理由。但是若媒体沉默了，媒体不采访不报道，大众没有真相没有信息，个人还能有多少言说空间？ 即使是指责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失言的汉藏朋友自己，除了在网上赋诗散文作出道义上的表达以外，也拿不出更深更广而引起更大影响的文章 。即使是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在我看来也没有一点点新的信息。这样的文章是我坐在任何能上网的地方都能写出来的，只要有一家报纸愿意发表。
为什么自焚？
藏人的自焚事件之烈度，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包括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不了解、也不理解这些自焚事件的背后是否还发生了什么。
西藏流亡政府对自焚事件不了解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对藏区的封锁，使得西藏流亡政府和境内藏人之间没有公开、合法的联系渠道。即使是有了广播、电话、互联网等技术条件，由于中国政府的互联网封锁、电话监控、行动限制、拘押监禁刑讯等暴酷镇压，使得境内藏人无法将信息顺利传递到达兰萨拉，也无法得知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的信息。在早期自焚事件接二连三发生的时候，达赖喇嘛、十七世大宝法王噶玛巴和西藏流亡政府高层都公开呼吁，要求藏人爱惜生命，不要采取自焚的方式。西藏流亡政府新当选的首席长官司政洛桑桑盖甚至公开通过媒体表示，流亡政府不鼓励藏人上街抗议，因为任何抗议都会引来中国政府的镇压，导致藏人自身受到伤害。作为政治领导人，这种号召不抗议的做法，是十分罕见的。这也证明了，自焚事件的原动力不可能来自于境外藏人和流亡政府，一定源自境内自身，可惜外界谁都不知道详情。
藏人自焚也出乎中国政府的预料，庞大的各级涉藏单位和维稳人员都措手不及。他们监控藏人几十年，却不了解藏人中正在发生什么，藏人在想些什么。随着自焚藏人的增加，中国政府预料将遭遇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自焚事件也将加剧国内日益严重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于是，一方面强化对藏区的封锁和控制，加强宣传力度美化藏区状况，以控制境内政治反对力量的分散碎片化状态；另一方面设法把压力引向政治反对派，把自焚称之为恐怖主义，在藏区突然宣传反邪教，通过各种途径散布自焚是有组织行为的消息，甚至公开指称是境外藏人流亡者发动了藏人自焚。这些指控至今没有拿出任何证据，但是对信息封闭的内地汉人，仍然有一定效果。信息封锁加上言论控制，使得内地汉人在无法了解自焚事件真相的情况下，没有可能汇集起对藏人的同情与支持，并将藏人的诉求和中国民众自身的政治改革诉求联系起来，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藏人自焚对中国政府造成的危机，和中国内地本身的政改危机，仍然是分隔的两大块，互不影响。这两块如果连在一起，无论哪一块发生突变，都必定引起整体变化。维持这种分隔状态，正是中国政府无论如何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的沉默，证明中国政府至今为止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根据现有信息不难判断，藏人的自焚是独立个人的自发行为，不可能是背后有组织的集体策划。如果是有组织的集体策划，必定要利用每一起自焚行为取得最大的影响，在时间、地点和事前事后的信息散播，以及多起事件的协调等方面显示出更多考量，就像越战期间南越僧人的自焚一样。但是藏人至今为止的80起自焚事件，没有一点集体行动的痕迹。中国政府所谓境外组织策动自焚或者寺院策动自焚的指控，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反过来证明这种指控不能成立。
自焚的藏人是单独个人的行为，这是令人震惊的事实。它提醒我们，藏人的生存状况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痛苦程度。同时也证明，藏人没有其他政治表达手段可用，民间政治反对力量处于被隔离、被监控、被压抑的碎片化状态。具有政治意识的个人，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整合成集体的政治表达。碎片不能形成板块，而处于碎片化的个人，是最为痛苦也最无奈的。这种个人生存的痛苦程度，是我们能够想象出来的导致自焚的一个因素。中国政府不惜代价的维稳机器，说到底就是要维持民间政治反对力量的这种碎片化状态。这一点，藏人和寻求政治改革的中国人是一样的处境，一样的状态。不同的是，藏人更痛苦，反抗也更惨烈。
如果不沉默，我们说什么？
中国知识分子的沉默，有多个原因，其中之一是，我们不知道说什么是妥当的。
我和我的朋友们都认为，藏人自焚的根本原因是制度性的压迫，是导致他们痛苦到不能忍受的生活现状。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写下了谴责专制制度的文字，但是在缺乏真相的细节，在没有言论发表空间的情况下，这种谴责必然渐趋平面化。同时， 自焚本身的残酷和惨烈，加上藏人自焚必然带有汉藏民族矛盾的因素，汉人知识分子难免原罪感，使得对藏人自焚问题发表的任何文字，比其他议题更有道德含义，于是，对汉人知识分子来说，不仅是要不要说的问题，还有说什么，怎么说的问题。
在自焚事件初起的时候，我们还呼吁藏人爱惜生命停止自焚，很多人甚至敢批评自焚这种抗议方式不好。不少人用“绝望”这个词来说明藏人自焚的原因，以藏人的绝望状态来谴责压迫他们的专制体制。在有些场合和文字中，有些人敢明确地表示自己是“正面”地或者“负面”地评价自焚事件的。
但是，随着自焚数量迅速上升，这种评论突然减少、消失了。自焚太惨烈，接连发生的自焚太令人痛心和震惊，我们都感觉到了任何对自焚的评论所带有的道德责任太沉重，以至于我们不敢轻易加以评论了。原来以“正面”态度评论的人，现在顾忌的是，我们太多人的正面评论，是否会鼓励更多年轻藏人自焚？如果确有这个因素，我们怎么能肩起如此道德重负？原来以“负面”态度评价的人，面对如此众多年轻藏人牺牲生命抗议专制，自觉自己的批评立场缺乏道德自信，而且自己本来就不愿在任何时候站在中国政府一边，再加汉人的民族身份带来的顾忌，“负面”评论已说不出口了。
我曾经认为，用“碎片化”来描述藏人的外在生存状态，用“绝望”来描述藏人的内心精神状态，是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的，所以，我曾经想提出，呼吁所有汉藏朋友一起，请求达赖喇嘛尊者带领大家，特别是境内六百万藏人，在同一时间一起为自焚藏人念经祈福，超度死者，祈祷世界和平，以此作为一种集体化的政治表达方式，以整合全体藏人的政治表达力，目的是克服绝望。我的一位藏人朋友劝阻了我。她的顾虑是，达赖喇嘛带领众多藏人僧俗念经祈福，可能会因此而鼓励更多人自焚。这一顾虑打消了我的想法。
我的朋友们多次说过，在藏人自焚问题上，沉默是可耻的，可是，后来似乎说什么都不好了，怎么说都会招来情绪化的批评，而这种情绪化的批评大多来自原来主张政改的朋友，或者来自年轻一代的藏人。随着自焚人数的剧增，藏人朋友们的言说风格也在变。现在，对自焚的公开评论变成了互联网上小圈子里的自订标准，任何与此标准不同的讨论，都会引起情绪化的反应。“绝望”这个词，已经不能用来表述自焚藏人的状态，因为我们的藏人朋友不愿意那些献出生命的勇士被一个汉人说成是“绝望”，谁说自焚藏人“绝望”会招来强烈的情绪化抨击。
在我看来，这种情绪化其实是我们遭受挫折以后的非理性反应。我们感觉到遭受挫折后的愤怒和无奈，而面对现实的无奈把我们的愤怒引向的，往往不是自己的对手，而是自己的队友。经济学家何清涟在网上对藏人自焚发表了几句专业性的评论，就引起了来自汉藏朋友的情绪化指责，她在着文解释后表示从此不对藏人自焚发表任何意见了。我有几个朋友也向我表示过类似的意思，他们都不愿意自己成为藏人朋友的愤怒指责对象；在面临如此危机的时刻，尤其不愿意在“自己人”之间混战，宁可吞下误解，不加解释，于是只能沉默。而现在，我们却又面对新的指责：汉人知识分子为什么沉默？我们很多人早已和中国这个国家、以汉族这个世界最大民族为“被代表”对象的共产主义革命与专制制度决裂，没有什么人比我们更痛恨共产主义的压迫，但是当我们的言说被扭曲，仅仅用词的不同我们就被年轻朋友指责为“你说到底还是一个汉人，还是一个大汉族主义者”的时候，那是一种非常不愉快的感觉。
什么时候自焚会停止？
维克多·雨果说过，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我认为，在藏人自焚事件上，任何人，任何政治考量，任何道德立场，任何理性的或非理性的言论，都不能缺失人道主义原则。我们应该劝阻自焚。
但是，80起自焚事件以及中国政府方面、国际社会方面、西藏流亡社区方面的反应表明，没有一个人能阻止自焚的继续发生。那么，什么时候自焚会停止？
我认为，自焚会在两种情况下停止。
第一种情况：藏民族愿意自焚抗议的人被耗尽。自焚是牺牲生命的做法，是和平非暴力抗争的最高形式。对个人来说，这种行为只能一次，那是一种牺牲。对民族来说，每个人的自焚就是这个民族失去了一个勇士。愿意牺牲的勇士不可能无穷无尽，终有耗尽的一天。随着自焚人数的增加，我们所有的人的焦虑在增加。如果中国政府依然固执地拒绝检讨自己的西藏政策，拒绝政治对话，拒绝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那么，藏民族如此惨烈的牺牲能到什么时候？ 对于藏人来说，在没有取得任何政治成果的现在就放弃反抗，就停止了自焚，那么已经自焚的勇士们就可能是白白牺牲了。可是，如果早晚有一天要放弃，那么放弃得越晚，越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即白白牺牲的人数越多。到现在，已经牺牲了八十个勇士，藏民族还会放弃吗？藏民族还应该放弃吗？我们还能够劝藏人放弃自焚吗？
事实是，我们脚下连呼吁藏人停止自焚的道德立足点都没有了。这是我至今可耻地保持沉默的原因。
第二种情况：在中国政府和藏民族的开明政治家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藏人找到了一种集体的政治表达手段，能够在民族自决权原则下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由自己的政治代言人来和政治对手谈判，碎片化的个人“绝望”状态得以改变，自焚就没有必要了。
这是我想打破沉默，呼吁汉藏开明政治家去做的事情。
最近二十多年，西藏问题有一个死结，就是中国政府拒绝对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作出正面反应。根据我的观察，随着藏人自焚人数的增加，藏人年轻一代中认同独立建国的人在增加，年轻一代藏人的民族独立决心在增加。这就渐渐地造成一种氛围，在自焚问题上汉藏知识分子讨论的共同基础在缩小。西藏问题会越拖越麻烦。中国政府内具有人道主义良知的开明政治家和有识之士，必须看到未来，下决心改变政策，让藏人的碎片化整合成板块，让藏民族有集体表达和集体谈判的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妥协，在藏区建成一种良性的双赢的后果。这样，西藏问题就可能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榜样和动力。
而西藏流亡政府的责任是，必须面向境内六百万藏人，担负起六百万藏人政治代表的职能，把碎片化的政治反对力量整合起来，表现出藏民族的政治意愿和政治力量，来和中国政府谈判。六百万藏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来告诉他们，为了获得藏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应该做些什么。西藏流亡政府需要勇气、智慧、策略和行动力，来告诉那些绝望的年轻人，我们有更好的斗争手段，我们不需要自焚了。
今天，我们在见证历史。就在此刻，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我不知道，在广袤的藏区，在某一个寺院或村落，又有哪个年轻的藏人准备走上自焚的不归之路。我们这个世界，要眼看着年轻藏人的牺牲到什么时候？当藏人接二连三自焚的时候，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再保持沉默。可是，当我们打破沉默时，我们说些什么？ 毫无疑问，行动比言说更有力量。可是，我们应当如何行动？我们的发力点又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