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德国。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年轻人，30岁都不到，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九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二战中，盟军对德国党卫队成员一律就地处决，而不用上报；理由是党卫队员不是军人，没有战俘待遇。战争结束后，曾有人提出党卫队等同军人的疑问。时任纽伦堡军事法庭首席审判长那瓦伦斯淡淡地说：“军人不会对内开枪，不会屠杀国民，不会忠于某个政党或个人。所以，他们是匪徒，不是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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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墙初建的那一年，墙体还不是足够坚固，所以有人就想起了硬闯的主意，开着重型车辆闯关，冲进西德。在枪林弹雨中全速前进去撞开一堵高墙，这无异于双重自杀，但这种鲁莽的行动在1961年柏林墙筑起后的四个月内就发生了14起。最有名的要数布鲁希克的故事。
布鲁希克和他的朋友使用的是大客车，只可惜他们的撞墙行动在一开始就被发现，军队和警察从多个方向向客车密集射击，客车立时弹痕累累，起火燃烧，但布鲁希克还是坚持着开车撞开了柏林墙，冲进了西柏林。
当西柏林的迎接人群冲向客车，准备欢迎新朋友时，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驾驶座上的布鲁希克身中19弹，他是用生命的最后意志坚持加速，冲过柏林墙的。当客车冲进西柏林的那一刻，布鲁希克停止了呼吸。
当然，像这种硬来的方式极大地降低了越墙的成功率，可别忘了汽车毕竟是德国人最先发明的，如何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汽车来逃亡，没有人比德国人更清楚。
举个例子说吧，如果让你把一个人藏在小汽车里偷越柏林墙，你会把他藏在哪里？后备箱？底盘？座位下面？答案是引擎旁边。
想象不到吧！在温度高、废气多的发动机旁边居然能藏下一个人。这个人把自己扭曲成一种别人难以想象的形状，一点一点地塞在引擎和盖子之间的缝隙里，等到西柏林之后，还要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再把自己如同难产的婴儿一样从缝隙里“还原”出来。这期间外人根本帮不上忙。
在那个全民跳楼的年代
由于柏林墙是把柏林城从中间生生割裂，所以墙体所到之处是遇街割街，遇门跨门，遇到大楼就整座楼变成墙体的一部分，于是就诞生了全世界最简单的逃亡方式：跳楼。
这里的跳楼不是求死，而是求生。只要有人爬到楼上，表现出逃亡的意图，西柏林的同胞们就抬着床单前来接应。请注意，准确性很重要。在那些跳楼的人中，至少有4人因为没有跳到床单上而丧命。
当一栋大楼没有成为墙体的一部分而又恰巧紧邻柏林墙时，这时床单就不起作用了，汽车又被派上了用场。跳楼的人先提前电话通知西柏林的亲友，自己大概何时跳楼，等亲友的汽车开到楼下后，再从楼上裹着棉被直扑汽车顶部。整个过程就像电影中的特技镜头一样惊险刺激。
这种跳楼引发的直接结果就是朝向西柏林的大楼全部被封死，失去了“呼吸”功能
有人上天有人入地。在柏林墙穿过的伯尔瑙厄大街，这大约一公里的街道上在1962年到1971年之间，出现了11个隧道工程，其中只有三个真正完工并被成功利用。其中以57号工程最为有名。
这个地道全长145米，为了不被地面人员发现，地道深入地下12米，挖了整整6个月才完工。因为东柏林警察便衣密布，地道不得不从西柏林开始挖掘，而且出口正好要出现在东柏林一所房子后院的厕所里。
在绝对不许做地面测量的前提下，思维精密，办事严谨的德国人又给了世界一个杰作，57位东柏林人成功地从这个隧道中出逃（这也是这条隧道后来被命名为57号工程的原因）。当一位五岁的小男孩坐在救助者的腿上被吊出隧道口时，他告诉隧道口的人们说：“这个大洞洞里没有野兽。”
在1961年到1989年，总共有180人因为翻越柏林墙而丧生，4万人成功，还有7万人未遂。
自从1989年以来，每年的11月9日，全世界都在纪念柏林墙的倒塌，除了中国在搞消防宣传。2009年11月9日适逢20周年，柏林墙倒塌纪念活动的主题形式是一个巨大的多米诺骨牌装置——延绵5公里的多米诺柏林墙，这让人不禁联想起1989年哗啦啦似大厦倾的共产主义专制集团。
在共产主义将要到来的1949年到1961年，大约有250万东德人冒着被东德军队射杀的危险逃入西柏林，约占当时东德总人口的八分之一。
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西德市政厅的柏林墙前发表著名的演说：“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墙！……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1989年11月9日，数以万计的市民走上街头，将这个象征着共产主义极权专制的柏林墙推倒。柏林墙的倒塌被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称为“历史的终结”；福山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坚持认为，正是戈尔巴乔夫拆除了柏林墙。对民主德国来说，“名义上是民主，实质上是专制；名义上是共产主义，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名义上是为人民服务，实质上是为自己服务；名义上是‘反法西斯防卫墙’。实质上是反民主自由隔离墙”。
正如奥巴马所说：柏林墙的倒塌是对暴政的谴责。随着柏林墙的轰然倒塌，人们突然揭开了东德专制统治下种种不堪入目的内幕。东德秘密警察系统严密监视和控制人民的思想言论，建立了庞大的系统的监视告密制度。人们互相监视，互相揭发，所谓有问题的人的一言一行就这样被监控起来。在秘密警察的档案里，人们发现了妻子告密丈夫，儿子告密父母，同事互相告密，广受尊敬的艺术家文学家原来长期向秘密警察告密。
东德的专制政府用德国人一贯的认真精细严密作风来实施这一控制人民的警察系统。他们记录下那些受怀疑的人们的言论、日记、电话交谈、个人爱好、家庭关系等等一切细节。他们甚至首创了保存人们的气味的技术，秘密地不为人知地用专门材料收集各人的气味，密封保存。这样的气味可以有效保存二十多年。到必要的时候，就可以用现成的气味让警犬捕捉任何他们想找的人。这样的一个专制独裁系统又一次让人们惊得目瞪口呆。
为什么民众面对暴政束手无策？一个从纳粹集中营劫后余生的德国神父如是说：“当他们来抓工会组织者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反对，我想我反正不是工会的人。当他们来抓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反对，我想我反正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来抓天主教徒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反对，我想我反正不是天主教徒。后来，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在2008年《经济学人》杂志推出的世界各国民主程度排名中，捷克排名19；中国排在第136，好在还不是孙山，后面有缅甸利比亚和朝鲜；在卡扎菲处死、昂山素季自由之后，中国只能与地狱般的朝鲜沆瀣一气相濡以沫了。22年后的今天，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坚持中国特色柏林墙路线的国家。中国的柏林墙随着民众日益增长的怒火，还在以维稳主义的暴力方式不断地加固加高。
在柏林墙时代，红色中国被封闭在一个更大更高更森严的“柏林墙”内。1964年，瑞士记者斯塔奇在《大墙之内的国土》中说，中国除了那道著名的长城之外，还有层层叠叠的无数道无形的墙，将中国紧密地包裹起来，与外界彻底地隔离开来，那些无形的墙委婉地说就是所谓的“竹帘”，但这种“竹帘”比铁幕更严密。
从签证、旅行社到陪同你的翻译、会见你的官员与群众代表，所有这些手段与人，实际上的作用都不是让你看到什么，而且是想方设法让你看不到什么，或者说，设法只让你看到他们希望你看到的东西。任何西方人只要一进入中国，就进入了一种真空，所见所闻的一切，都是为你导演好的。
对国家主义的既得利益群体来说，体制内外隔离制度是当下中国最伟大的柏林墙，并因此衍生出富于中国特色的“维稳主义”。体制的特点就是垄断暴利低效无能傲慢冷酷，与艰难生存的体制外民间截然相反。
封闭化世袭化的体制控制了这个国家的一切权力和财富，食利自肥，对体制外民众刻意去公民化和愚化，将其视为“不明真相”的群众、“普通老百姓”等等傻瓜一族，以严酷的暴力予以防范和迫害，层层壁垒，步步设防。国家福利制度的阳光只限于体制内，体制外民众只能向市场自行解决，国家还要乘机敲诈勒索，教育、住房、医疗等等莫不如此。
中国成为世界上一个最热衷于墙的国度，墙外套墙，墙里有墙，层层叠叠，篱樊重重。在这个国家当下，每个不幸出生在墙外的人都在想尽办法钻过这个柏林墙；每个出生在墙里、高高在上的“上帝选民”都为高高的柏林墙而感到安全和骄傲。对无数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体制就是中国的柏林墙。
陈光诚，一个生活在黑暗中的中国公民，让一个将权力延伸到村庄和街道的体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可见中国柏林墙之恐惧和脆弱。据说在船要沉之前，老鼠总会最先逃命；在天文数字的维稳暴力下，无远弗届的官吏们（裸官）和精英们纷纷携黑金出逃或送妻女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