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成功，显然是较突出的文学才能，人脉关系，高额的翻译费三者的结合。其中高额的翻译费要据首要地位。
应当承认莫言文学才能比较突出，虽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彼得英格伦评价他的作品时，认为是粗俗而淫荡的，但必然是有一种特色。这种独特风味很对 西方对其它文化原始的猎奇喜爱。发展中国家艺术家、文学家想得西方文化大奖，由于缺乏硬实力，只能走这样的路径。不光是诺贝尔文学奖，还是其它电影大奖， 包括奥斯卡大奖。张艺谋的《红高粱》因为这个原因获1988年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大奖――“金熊奖”。1989年，《红高粱》再度获得法国第5届蒙 彼利埃国际电影节的“银熊猫奖”，继而《红高粱》还获得了多项国际电影大奖。《红高粱》的作者莫言走的是同一路径。
中国文坛与莫言 水平相当的人很多，也有一些人要超过莫言。莫言创作的非主流性，使得中国读者群对其看法一般，莫言首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爆炸性新闻在中国主流社会反响平平 也说明这一点。非主流的张艺谋向主流社会走，非主流的莫言向也主流社会走，这说明此两人都善抓机会，善拉关系。典型的中国传统式的“会做人”胜过“会做 事”。
中国作家莫言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引争议（看中国配图）
莫言以电影《红高粱》的成功为突破口，抓机会拉关系，作品、钱、官互动，官至副部级中国作协副主席，腰缠万贯，不管内容好坏，作品都可以出，在计划出书时代占领了市场，先占优势，遮住别人。有钱有官，刻意结交各方人士，包括对立方的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当然还有一个最大目标，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且评委中唯一懂中文的马悦然（N.G.D.Malmqvist）。
《南方都市报》2011年5月20日报道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5月中旬发布一条微博说：马悦然接受作家张一一60万美元定金，答应推荐其参选诺奖。这笔钱，是给马悦然用来做翻译和公关费用的，目的就是影响评委，争取参选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可能是事没办成，消息流出。
《新报》2012年8月30日报道，张一一说莫言支付给马悦然的“翻译献金”是60万人民币，“陈安娜是瑞典人，是马悦然的学生，陈安娜翻译的中国作家作品都是马悦然介绍的，马悦然由于身份的特殊原因不方便出面，所以在幕后操盘，他收取四成的佣金。我基本可以保证莫言是心虚的，他没有任何资格也不会、不敢告我”。至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为止，莫言也没告张一一。
据报道来分析，马悦然不收张一一60万美元“翻译献金”，却收莫言60万人民币“翻译献金”，而且把事办成了，显然莫言更善拉关系，对中国通的洋人来说，也吃关系这一套。马悦然与二婚小43岁的中国妻子合写过一本微型小说《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中国作协高官莫言亲为作序，何等满足马悦然这个女编缉小妻子的虚荣心！主动结交且交情不一般，关系到了，收钱办事。莫言也很精明，没有翻译，再好的文章西方也没人知道。《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和《生死疲劳》就是翻译得再烂，好坏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也能读得懂，“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其它17个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也认了。
再说诺贝尔组织因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与中国官方关系极其紧张，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一步，已有实力对诺贝尔组织及相关国家施加压力，并且诺贝尔组织也饱受区域无诺贝尔文学奖考虑的批评压力，多方平衡后，诺贝尔文学奖机会给了有准备的人----莫言。莫言获奖，是中国传统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
本文不是“文人相轻”也不是酸葡萄，只是深入分析莫言如何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本人对莫言一个苦孩子能奋斗到今天的成就深表敬佩，本人也认为莫言的成就完全配得上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白手起家，有钱有官”，且有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典型的“中国梦”。
加点私货：李雪林在经济学的成就有足够的硬实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做人”不如莫言，更不用说高额的翻译费。
回顾2007年12月10日诺贝尔奖颁奖当天《东方今报》刊载记者马凌的专访：
记者：“你认为自己能得这个奖吗？”
李雪林：“能不能得，我们说了不算，诺贝尔奖，国际上有它的评价标准。”“对诺贝尔奖，你了解吗？”“要获得明年的诺贝尔奖，要在2月11日之前获得提名。（稍停）这个提名需要知名人士来提。（停顿）要获得诺贝尔奖，需要有支持团队，也需要一定的宣传。”
末了，李雪林稍显含蓄地说：“我没有翻译，也没有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