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了。这次的十八大和美国大选一样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很多人认为这两件事，都具有决定人类命运的重要性。美国是否能够从衰落中再次兴起，确实非常重要。那么中国为什么也很重要呢？
因为中国这个最后和最大的共产党国家，和二十年前的苏联一样，面临着不得不进行一场彻底变化的转折点。当年的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民主化，曾经彻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中国的人口世界第一；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第二；军事力量世界第三。其重要性与当年的苏联和东欧集团相比，大致相当。如果她从独裁专制的共产党体制，转变成为民主的政体，或者任何其他的政治制度，都将使全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产生革命性的变化。
中国的半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了无法持续下去的阶段。国内生产总值虽然很高，但是国内消费却很小，生产主要依靠国际市场。按照生产总值计算，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按照国内市场计算却是个经济小国。
这样的结构不仅难以应付国际市场的变化，而且给其他国家的市场造成了困扰，不可能被其他国家长期容忍。而且正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大，就更加让其他国家难以长期容忍。这种殖民地式的经济模式对其他国家的正常经济破坏力也相对很强。它所造成的经济衰退，现在已经反过来影响了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也就是说，所谓的中国模式已经走到了转折点；或者变成完全的市场经济；经过痛苦的调整之后，改变结构成为以国内消费市场为主的正常的经济结构。这样经济可以平稳地继续发展，可是一党专政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自由化，以及它所带来的官场腐败的极度扩展而崩溃；或者扩大名义上的国营经济，实际上的党营经济。这样可以保证党对社会的控制力。最近十年来正是这样做的。那么生产和经营的效率必然会大幅度下滑；腐败水平会加速上升；再加上已经超过危险线的基尼系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大，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必将爆发。这个体制，这个政权还是会崩溃。
共产党内的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危险的悖论。他们和老百姓一样期待着政治体制的改革，因为这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进一步自由化的经济体制，是调整经济结构的前提，而经济结构调整为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并且扩大进口市场，是保持经济发展和缓和国际贸易纠纷的前提条件。而经济结构进一步的自由化，必须也必然带来政治上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或者说，真正的民主和相应的法律保障，是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前提条件和必然结果。
没有政治体制的根本性的改革，就没有结构调整的可能，也就没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也就无法走出死胡同。这也正是人们殷切地关注着中共十八大的主要原因。如果十八大的领导集团能够完成和平演变，那么中国就可以走出死胡同，而且是以损失较小，代价较小的方式走出死胡同。
如果不能和平演变，几乎可以肯定随之而来的就是暴力革命。在暴力革命中，上层阶级付出的代价将远远大于中产和下层民众，而且肯定包括流血的代价。因此，新一代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些明智的人，懂得这是唯一的出路，也正在释放着改革的决心，或者说正在制造舆论。
但不是所有人都期待着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真正的改革必然是一场巨大的利益调整。很多有钱有势的人会失去他们即得的权势和利益；更多的穷人会得到利益和人权保障。改革会得到穷人的支持，但同时也会得到富人的强大的反抗。一般来说，穷人的数量很大，可是对政治的影响力远远小于富人。在专制体制下情况就更加严重了。
现在的中国和民主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人民大众几乎没有决定权。而正在北京开会的几千名党的代表也只有微乎其微的决定权。决定权掌握在现任的和前任的几百名中央委员们的手里，也就是通常人们议论的寡头政治再加上老人政治。
从开会的第一天看，就形势不妙。老人们昂首挺胸地走进了会场，标志着他们赢得了这场竞赛。政治报告给继任的寡头们定下了调子：既不能走毛泽东左派的老路（这是一句废话。因为谁都知道那根本就不可能了）；也不能走民主国家的邪路。必须和只准许在保证一党专政前提下的小幅度调整。换句话说：泰坦尼克号只能沿着既定的航线，灾难性的、毫无希望的冲向已经可以看见的冰山。
不过政治报告也不一定就算数。故事总是会有情节变化和跌宕起伏。特别是在专制暴君面前的保证，不一定就是真的。很多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新一代领导人掌握实权之后再翻脸不认人。苏联的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么干过；中国的邓小平和华国锋也曾经这么干过。古代的历史故事就更多了，这不是什么新鲜的创举。
我和他们一样抱有这样的希望。但也做好了另一种准备。因为民主强国们的资产阶级，并不一定希望和容忍失去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这就增加了中国民主化的难度，延长了四分之一人类的苦难，也延长了人类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