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自述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有的以诗文标高自我，有的毛遂自荐求官，还有的“自为墓志铭”作盖棺定论。“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这是屈原的自述，意思是说我本是古帝高阳氏的子孙，我的父亲叫伯庸。
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皆为文人自述。李白《与韩荆州书》自述：“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这是一篇妙文，本来要低声下气求人引荐，却又不失李白式“狂傲”，文中说自己“长价于薛、卞之门”，意思是说我的诗文或我这个人遇到识货的人才有价。薛，即薛烛；卞，即卞和，一个善于识剑，一个善于识玉。表面上奉承韩荆州，实则给自己抬价。
杜甫在给唐玄宗的求职信里这样自述：“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臣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先鸣诸子，至沉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
作者把祖上的光辉历史、个人的生活状况、自身的才华全部端出来。最后说，有这样的臣子，皇上您忍心弃之不用吗？据说杜甫这封求职信及献上的三篇拍马大作得到了一个看管兵器库房的小官。
陶潜、徐渭、张岱皆作过《自为墓志铭》。徐渭八度乡试落榜，从二十来岁考到四十四岁，人生去了大半，功名未就，精神失常，几度自杀未成。徐渭是世人公认的旷世才子，一生著述很多，作品除了刻印的、被友人代管的，还有散失的卖掉的，晚年愈贫，文稿差不多卖尽了。《徐渭年表》载，徐渭73岁“死于家中一堆残书旧稿中”。后人写的徐渭传，大部分参照作者的《自为墓志铭》。作者在这篇墓志铭中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和一生经历。“尤不善治生，死之日，至无以葬，独余书数千卷，浮磬二(压卷的石头)，研剑图画数，其所著诗文若干篇而已。剑画先托市于乡人某，遗命促之以资葬，着稿先为友人某持去。”这里透露了他的文章下落。
张岱是一个没染指过官场的文本文人。中国的文人中，有很多是两栖的，亦官亦文，官做得顺利的时候，他便是官的身份，官做不成了，他便是文人身份。像张岱这样的文人，可以代表中国文本文人性情。在儒家孔孟之道顺化下的中国文化人多以正人君子的面孔出现，外表搽一层粉，像张岱这样的文人，是不搽粉的，无官无累，没有必要伪装自己，所以就干脆要一个真实的自我：“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裤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疏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清兵入关，国破家亡，张岱入山著述，靠卖文为生。他的《石匮书》前后花了二十年的时间，书成之后以五百银子卖给康熙朝提督浙江学政谷应泰，谷应泰更名编成《明史记事本末》，成为己有。
文人自述，一般少不了自夸自爱，但在这方面没有比《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更出色的。他的《狱中与诸甥侄书》，堪称文人自吹自爱的“代表作”。作者在文中写道：“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史》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
范晔看别人的著作皆不满意，皆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只有自己的著作“皆有精意深旨”，是“天下之奇作”，变化无穷，几乎没有一个多余的字，以至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称许它！这样的自吹高度实为罕见。实际上范晔自有他的苦衷，他怕世人“贵古贱今”，埋没他的大作，所以对自己的著作恣意狂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