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期望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带来更多政治改革
中国政治精英由两大主要派系主导。当新领导人揭晓时，谁将占上风？派系相争又如何维持平衡？
在即将进行的中国权力移交问题上，最重要的莫过于派系之间是否能维持平衡。
中国现在面临诸多问题：社会不稳定、经济增长放缓、在政治进程问题上公众看法日趋分化、官员腐败问题猖獗等等。
最高领导层中出现任何进一步的分裂以及派系权力平衡被打破都可能极大地损害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
也正因如此，中共政治局常委的组成异常重要。
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派系斗争又是什么情况呢？现在中国的集体领导体制会继续还是将走向失败。
团派与太子党
中国是共产党一党独大的国家，但是党的领导层却并不是团结的铁板一块。它的成员在思想、社会经济背景以及政策倾向方面并非一致。
实际上，在现任的中国共产党中，两大主要的政治派系在权力、影响力和政策导向方面彼此竞争对立。正是这种分歧在中国的一党政治体制下的政策决策过程中制造出某种类似检查和平衡的机制。
当然，这种机制并不是民主架构中行政、司法、立法彼此监督平衡的制度性架构。
但是这种新的结构，有时被称为中国的“一党、两派” 却代表中国已经告别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所特有的“政治强人”模式。
这两派之一是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首的“民粹主义者联盟”，另一派是早在江泽民时代崛起，现在以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和政协主席贾庆林为首的“精英联盟”。
这四个人目前是中国的最高领导层，而两大政治阵营则在最高领导机构中分享席位以致达到了几乎完美的平衡。
现在的政治局九名常委中，四名属于民粹主义者联盟，另外五名是精英联盟。
而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继任的习近平和李克强也分别代表这两大阵营。
两大阵营在社会经济和地域选区上也不同。
精英联盟中的高层领导人绝大部分来自有家庭背景的高干家庭。这些太子党通常从经济发展较好的沿海地区开始发迹。他们一般代表中国企业家的利益。
而在民粹主义者联盟内，绝大部分人来自普通家庭，通常在不发达的内陆省份积攒起政治领导经验。他们中很多人通过在共青团工作获得提升而被称为“团派”，经常表示对农民、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关心。
这两大阵营中的领导人在经验、履历和专长方面各不相同，但是却都认识到为了共存，特别是在危机关头有妥协的必要。
现在中共应该就处于这样一个危机关头，起因恰恰是涉及派系领导人的丑闻。
最严重的危机之一是属于太子党的薄熙来。另一个则是曾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令计划。
尽管如此，两派之间仍然趋于合作，因为这符合双方的利益。
中国式民主
中国再重回强人政治的老路既不现实也不可行。中国只有在进入战争状态或者经历长期的国内动荡才可能有产生政治强人的环境。
当然，中国的选择不应该仅仅只有低效率的集体领导和危险的独裁者这两者之间。中国的“一党两派”试验，尽管有其局限性，却可能逐渐克服政治体制的不足，为向中国式民主过渡打下基础。
在本周的中共十八大会议上，中国领导人必须找到方法确保习近平拥有强有力的行政权力和政治权威，特别是要防止退任的领导人即江泽民和胡锦涛干涉决策过程。
外界广泛揣测的政治局常委从九人减少为七人有两方面重要的意义。首先，这意谓着负责中央宣传部门和政法工作的两个政治局常委职位可能被取消。这两者被认为是经济开放和政治改革的主要障碍。其二，政治局人数减少可能将扩大最高领导层的权力。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面临重大危机、民众对领导人任命中的裙带关系日趋不满的情况下，当局应该接受更多的机制实行党内选举。
中央委员会应该可以从八名候选人中选出七名政治局常委。此举并不会改变权力的派系平衡。或者，全体中央委员可以选出25名政治局委员。在最高领导层的这种内部选举将能为新领导人的合法性提供新的基础。
中国的集体领导制和其中的派系力量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将在未来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