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中国知名历史学家高华，因患肝癌在12月26日病逝南京，年仅57岁。高华教授生前任教南京大学历史系，着重研究中国现代史，是中共党史、毛泽东研究的专家，其多本著作在海外出版，《革命年代》一书是唯一一本在大陆出版的。他的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在香港出版后被认为是中共党史著作的经典；但是成为禁书。高华教授病逝后，多位学者在网上撰文或留言追忆高华，以示悼念。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任教的张鸣教授就是其中一位，在纪念文章中张教授盛赞高华的成就，他在文章中称：高华的成就，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但他的为人，更令人钦敬。有的人著作等身，却不及他一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高华很穷，其实富有天下。他选择了一条守着贫寒做主流不喜欢的学问的道路。
学者来向高华告别。张鸣大喊：高华，天会亮的！
法广：张鸣先生你好；高华教授故去，周五你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请你谈一下当时追悼会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张鸣：我是30号上午在南京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追悼会是南京大学官方举办的，它的规模很大，历史系出来致悼词，校长和书记都参加了，比我想象的要好，悼词虽然很乏味，但是并没有给高华加一些诸如说：忠于党的教育事业这样的套话，这还好。那天去了很多很多的人，从外地赶来的，还有好多素不相识的人都去了，在会场上，大家都很悲痛。当然我们这些人，我们从外地赶过去的学者，有的写了，像我写了祭文，还有些人写了一些发言，都不能在那儿念了，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的程序；会后，我们自己又搞了一个追思会，一个小型追思会，在会上我们就把自己对高教授的感受，对去世的惋惜，祭文都念了。会上我们都做了一个弥补吧，因为在这个会上，大家都能说一些心里话，这就是高华教授追悼会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不过南京大学还有一点不错，他这回好像承诺把高华教授这四年半治病的，很多原来不报的费用可能都会报掉了。就是我觉得：追悼会开完之后，得到这样的消息，觉得还是比较正面。就是他们还是对高华的遗孀还是有一点交代吧，至少我还比较欣慰。
法广：高华教授的成就，您称赞是：有的人著作等身，却不及他一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张鸣：至于高华教授的成就，其实我是没有多少资格来评价的。他的代表作就是《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这本书，这本书在香港出版之后，影响非常大，一直到现在都畅销不衰，其实买他的书的人，看他的书的人远远不止是学界了，很多人都在看，商人在看，律师在看，还有一些官员也在看，学生看的就更多了。
因为我们知道，研究这个方面，中共的档案没有开放，很多资料都是密封的，这样的研究在大陆学界是不被允许的，它是个禁区。第一个资料很难找，高华实际上花了很长时间，大概十年功夫收集，从开放的部分档案的披露，还有就是一些公开的材料、回忆录啊，日记啊，当时的报纸啊，这样的一些材料中汇集出来，做得非常难。这个过程十分艰辛，不光是艰辛的问题，就是说当时出了以后，你都不知道哪去出版；如果是海外出版的话，你在国内就有风险。它是吃力不讨好，而且还有很大风险的一项学术研究。所以高华的成就，就在这里。实际上他中共崛起的机密揭开了，把毛泽东怎样通过政治运动、这种惯用的方式、这样的法宝，怎样确立他的个人权威、个人崇拜，建立个人统治，这样的秘密揭开了；这种揭开是建立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之上的，出来以后，也没有人能驳得了。
法广：那就是说高华先生这本书用的材料都是中国官方公开过的，所以从资料来源上，不能对他提出质疑，对它的权威性不能提出质疑？
张鸣：对，没错，你不能质疑，不能说我泄密了之类的话，没有；不能说利用了什么特殊的身份，去查官方内部的档案。让当局很尴尬，但是没什么办法。高华先生的成就，我们这些人真是觉得非常、非常钦佩。而且，他的文笔很好，他的著作很多人都能看懂，可读性很强，尽管是在海外出版，但是在大陆有很广泛的流行，这本书确实是，他们（读者）说：不是红太阳升起了，是红太阳落下了，它的作用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对打破毛的迷信、对毛的神话有很大的作用。所以我就说他的成就，怎么估量都不过分。
法广：高华教授的为人也令你很钦佩。
张鸣：其实我们俩认识、定交也不到十年吧，但是我们俩来往很深，他最身边的人都知道，和高华最好的朋友之中肯定有我一个。他最后临去世前三天，就是二十四号，我还在南京，（我们）长谈了一次。
现在的学者，包括历史学者现在都选择一些不是出版禁区的研究，甚至是让当局很高兴的研究；作这样的研究，它就是有钱、有课题、有职称、有荣誉、什么都有，荣华富贵都有，即使是说你不想这么荣华富贵，你可以回避，就是我们做点别的；没有多少人愿意去碰这个禁区。你想担惊受怕的，你还什么都没有。这样的人格，这样的坚持，就是为了学术良知吗。在现今的中国，铜臭味，铜臭熏天的这样一个学界、一个社会里头，有这么一个人，这样的坚守是多么的难。
实际上他还不是仅仅在这一方面，他对同事、对朋友、对学生都非常、非常好，重病的时候还在给学生改论文，他说：“你看我这个学生作了四十万字的论文，我让他给我出两册，我坐在床上看起来累，还是出了一大册。”哇，大砖头一样的，一页一页的给他改；听过他的课的人，跟他接触过的人，对他印象特别特别深。
法广：（听了您的介绍）高华教授在为人治学上，我觉得他是合乎中国传统文人（操守）式的人物。
张鸣：对，他是很儒家的，很士大夫的风范。他待人都是温文尔雅的，特别有礼貌，这个其实很难得，他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教养型的对人礼貌，而且他又很真诚，互相之间讨论问题又很直率，他从来不会说所谓的套话，所以他是一个很真的人，但是又是一个有很有儒家气质的学者。他们有人说：他（高华）是一个把儒家气质、士大夫气质、和自由主义结合得非常好的学者。
法广：高华教授在生活中也经历了很多坎坷，这和他在中国现代史方面的研究，是不是有什么内在关系？
张鸣：当然我们这些人都经过一些坎坷，不是说他受的罪比别人更重，其实他也是受了不少罪，比他受罪更多的也不是没有。他是本着一个时代，就是我们这代人嘛，我们都有这么一个共识，我们都是从文革过来的，而且是从文革结束之后上大学的，就是第一代、第二代大学生，我们是有责任去把我们自己的事做好，这是作为我们这代人的这样一种信念。
还有一个，就是说作为学者，研究什么，你要有他良知，你不能说谎话、不能说掩饰的话、不能说套话，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求真的这样基本的一种信念。本着这两个东西，实际上，有这样的信念的也不是一个，但是很多人都坚持不下来。
像我在经过过那个时代，其实你会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感，你也不知道恐惧来自于哪？就是很恐惧，无所不在的，就像魔鬼附体一样的恐惧。其实我也知道高华身上也有这样的恐惧，他确实也非常、非常害怕，但是，尽管害怕，他还是坚持下来了，他从来就没有后悔过他的选择。他能撑下来的原因，就是这个信念，我们要不愧于这代人，我们要不作的话，别人可能就作不好了，而且我们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应该把他作好，我们有义务把他作好，把我们知道的事情，把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把我们经过的历史，把我们这样经过的这样一种极权经历的历史，把他展现出来。其实，我们在这方面心意是相通的，我特别能体会高华的这种心态、这种心境。
这种东西是说说容易，但做起来，这么年复一年的，十年磨一剑，当年，他做这件事的时候，只是一个讲师，住在一个筒子楼里，全家人住在一间房里，晚上，他不能吵他夫人和孩子睡觉，他只能到跟人共用的厨房里头，在一张小桌子上写作，就是一个二十瓦的灯，从天花板上吊下来，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了这部著作（指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你想想看，而且你当时出版无望，你又不能发表；一旦出版了，还有风险，你想想看，怎么坚持下来的，这是真的很难的。
法广：你还在文章中说：高华很穷，其实富有天下。我是这样解读的，贫穷是指在生活、经济层面的，而富有是在精神层面的。
张鸣：我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他是非常丰富的一个人，他也不是光会作历史，他其实对很多东西都关心，他精神世界特别的深、特别的广，一个很丰富的人。你可以说他儒雅，很温文尔雅，你可以说他很循循善诱，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很严肃的学者，都可以，他也是一个很好玩儿的人。
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说他的精神世界，他的境界很高，他不是为了一些，像很多学者为眼前的好处啊，眼前的功名利禄啊，眼前的荣誉啊、鲜花啊，就很快就会被拉过去了，就把自己原来的初衷忘掉了。但是高华不是，他站得很远，他站在历史的一个高点，来看自己的事业、来看自己的作为，看我们这一代人的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