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三号是中国传统的重阳节，中国官方新华网星期一刊登题为“中国老人突破2亿， 养老‘大堤’能否抵挡？”的长文，探讨目前中国的养老问题。本台记者电话采访的两位北京学者都认为，中国有建筑抵挡养老“大堤”的本钱，但做不做要看政府？
每当看到中国媒体上 “中国正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和“中国正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之类的新闻，人们自然会关注具有13亿人口的中国养老问题。当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2013年将突破2亿，相当于另一人口大国印尼的总人口数时，中国养老这个综合性的民生问题在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学者唐钧看来是无法避开的。
“养老是个社会结构变化的问题， 无论适合不适合，我们都要面对。养老与社会分配问题紧密相连。只要把社会分配调整好就可以解决。从客观条件讲，虽然我个人认为解决的问题不是太大， 但现在的问题是解决养老的政策有缺陷。”
唐钧认为，中国养老问题根本上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例如，针对养老金的来源问题，唐钧认为首先可以用政府财政补贴的办法解决，其次让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解囊贴补；再者，一个存比较柔性的市场化办法是把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积累的资金投资到国有企业里面去分红。
北京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表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政府的开支相比其它国家太高， 用于养老的资金却太少：
“我们的财政收入， 报纸上说是30%到40%用于政府成本。我个人的计算结果是，中国52%的财政收入都用于政府的各种开支，剩余的48%才用于教育、医疗、养老、国防等众多的事情。由此看， 政府没有足够的钱用于养老。 相比， 发达国家的政府成本非常低。例如，日本和德国政府支出仅占财政总支出的2%多， 英国和法国也仅占4%左右， 比较高的美国也只有10%左右。有鉴于此， 政府开支过大的问题不解决， 中国政府永远不会有钱用于养老。”
胡星斗教授表示，虽然中国现在还没有准备好应对“银发潮”对中国养老大堤的冲击， 但办法不是没有:
“比如说，我们的国有资本极其庞大。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每年要达到两万多亿元人民币。这些利润多数应当用于社会养老，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然而， 这个工作迄今并没有做，那么大的利润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用于自肥，自己享用。虽然规定要求国有企业要把利润的5% 到15%分红给国家，但实际上国有企业只向国家分红平均只有6%多。这个名为国有资本金预算的红利，有关部门缴纳一部分给国家，通过补贴等办法又将一部分返还给国有企业。由此，国营企业创造利润的99%基本上最终都是自己内部享用。”
针对有人认为今天中国养老是中国实行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这个问题， 唐钧认为计划生育只是有一定的影响，不能完全怪罪计划生育：
“比如， 中国目前需要照顾的老人，七八十岁的老人， 他们大都有两三个子女。 现在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上差距太大，退休金比较低。中国大概只有1/4的人可以靠养老金过日子，还有3/4的人要么没有养老金， 要么有养老金但太少。在中国如果单靠自己存钱养老，中低收入的人可能比较困难，因为物价上涨，中国又没有更好的办法投资。中国基本的养老还是要靠政府， 靠社会保险和靠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不过， 胡星斗教授强调，如果用旧的分配制度解决社会财富再分配的问题，养老问题永远解决不了；中国社会财富再分配不合理症结还是权力结构的不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