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模式带来了长达三十年的两位数的增长，现在正在失去动力；该国下一代领导人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以保持收入增长。但他们似乎并没有野心勃勃的方案。即使他们想要有什么大动作，他们也需要处理党内高层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
不作为的代价可能会很高。世界银行说，如果不进行变革，到2015年，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会下降到5%——按照中国标准来说，低得危险。一些私营经济分析家则给出了更加惨淡的警告。
政府自己的顾问说，政府需要促进服务业和消费支出，减少对出口和投资的过度依赖。这需要向企业家开放更多行业，迫使政府宠幸的国有企业参与竞争。国有银行将不得不对私营企业发放更多贷款，后者苦贷已久。
执政党最新的五年计划只是泛泛地承诺要进行改革。温家宝总理三月份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道歉，称动作不够快，誓言要加快步伐。但是多数变革遭到中国最有影响的势力——国有企业，他们在党内的盟友、官僚和地方领导——的反对。
“如果面临的挑战是，他们是否能够马上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我们知道这不会发生，因为这些领导人权势还不够大，”人在北京的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说，他是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政治和商业研究中心主任，“他们面临的利益集团不允许这些事情发生。”
另一个问题是，共产党领导人有多大意愿削弱国有企业，后者提供就业和金钱，以支撑党对权力的垄断。
李克强将会成为下任总理，中国的经济总管；他将领导改革。目前李担任副总理，他被认为是具有平易近人风格的政坛内部人士，但并非一个进取心强烈的改革家。今年11月，统治高层会和党的常委一起得以确立，李克强会采取共识领导，这会使其行动更加迟钝。
“他们受到压力要进行经济改革，但是他们不会抛弃党的控制，”83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说，他说中国最著名的改革倡导者之一。他合作创建了北京独立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
1998年-2004年间，李克强先后在人口大省河南担任省长和省委书记，他展示了他的政治技能，但是并未显示对改革的热情。
他在河南期间，当地发生了几起致命的火灾——包括2000年圣诞夜在夜店发生的大火，309人丧生——地方官员努力压制由于卖血产业导致的艾滋病的相关信息。其他官员因为火灾受到惩罚，但李克强毫发无损，还被拔擢至国务院。
“宽容地说，李克强在河南以谨言慎行而闻名，”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杨大力说。
而即将成为共产党书记和国家主席的人，习近平，也有类似成功的不活跃的名声。
上世纪90年代，习近平担任浙江省——位于上海南方的私营企业的繁荣中心——省委书记，他赢得了观察者们的称赞，包括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当时还是投资银行家。他们称赞他的地方并非指其锐意改革，而是不损害浙江市场经济的成功。
下一任领导人将继承世界最强经济体之一，但是许多拥护者称改革停滞。
许多观察家们将过去十年内两位数的增长归功于前总理朱�基推行的变革，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他突破来自国企和党内的阻力，大力减少国有企业数目。他引领北京进入自由贸易的世贸组织，推动贸易飞跃，使得中国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出口国。
朱�基于2002年退休，新领导人享受其财政红利，却把注意力转移至其他领域：改革司法体制，试图加大在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领域的支出，以缩小日益扩大到贫富差距。
他们利用垄断、低成本银行信贷和其他优势在业界建立了国有的“全国冠军”，从石油、电信到钢铁和银行。北京2008年全球危机后的巨额救市资金也流入了国有企业，提高了他们的主导地位，而真正为中国创造就业和财富的企业却在危机中挣扎。
政府为其给予这些石油、电信和其他大型国企的特权进行辩护，认为这是建立中国的全球竞争力的必要之举。但是企业家们抱怨这些国企滥用他们对基本资源（诸如能源、电话服务和银行贷款）的控制，欺骗消费者，给员工支付高额工资，从而抑制创造就业的私营企业。
在去年底报告中，茅于轼的天则研究所计算，过去十年中，大型国有企业消耗了数万亿元（数千亿美元）的财政资助。他说，这些企业如此低效，其净资产回报率（一个对盈利的量度）为每年亏损6%。
温嘉（音译），西部省份成都的一位私营旅行社旅游百事通经理说，她的公司在一个被国企包围的产业中挣扎求存。
“旅游景点属于国家。一些好的酒店如此，保险、航空和火车票都一样，”温嘉说，“国有旅行社拿到的景点和国有酒店价格比我们低10%。”
始于去年的突然的经济放缓凸显了企业家和公众的不满。上个季度经济增长降至7.4%，这是自2009年初以来的最低值，几乎只有2007年上半年爆炸性增长14.2%的一半。
“批评于以下事项有关：这些对市场的扭曲之举不仅仅使的既得利益者获益，他们也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杨大力说，“经济压力矛盾地给他们提供了必须干点什么的动力，因为他们必须干点什么。”
今年三月，世界银行和国务院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报告，提出来一份进取的改革路线图，呼吁缩减国企，对私营和外国竞争者开放市场。它警告，除非进行变革，中国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与否的差异就是带来6%～7%的增长步伐或者根本不增长之间的区别，”兴业银行经济学家姚炜在一份报告中说。
改革的支持者们受到鼓舞，因为现任总理温家宝和继任者李克强都支持国务院研究机构参与的世行报告。他们感到失望，因为李克强并未赞成其建议；当然，他可能是保持沉默，以避免在领导层更替之前触怒对立派系。
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在政治上是敏感的。反对放弃垄断和其他优惠的国企可以辩称，他们提供了税收，给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资金，为一些激进但是无利可图的项目提供了资助，例如发展本土的移动电话技术。
大型国企的老板是党任命的，政治上有影响力。一些国企领导将参加11月份的党代会，新一代领导人将在这次会议上确立。这些公司也创建了一个收入丰厚的高管和其他专业人士阶层，这一阶层成为了支持一党制的基石。
“国企领导有权有势。他们甚至比监管他们的人位阶更高，”麦健陆(James McGregor)说，他是一位在北京的美国商人，著有新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中国专制资本主义的挑战》。
“这非常难以被打破。但是与之匹敌的压力是，除非他们稍微放松，经济增长无法持续，”麦克格雷格说，“党的唯一合法性来自于，让人们生活更好，但是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你怎么维持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