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讲话》,实质是把文学当做政治工具,压制文人的创作自由。既违反文学创作规律,也不尊重公民的言论和写作自由的权利。
《延安讲话》发表后,一个直接后果,是来自国统区的许多知识分子,他们失去了言论、创作自由,压制了延安文化的繁荣;也为个人崇拜制造了土壤。另一个后果,是为后来的文革提供理论基础,使中国的作家失去创作自由,使中国的文人遭到前所未有的迫害,使中国文化事业的活力遭到全面窒息。
如果一个真正的作家,不意识到言论和写作自由的重要性,不意识到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的重要性,这个作家,肯定是一个人格分裂的家伙,没有良心的家伙。
如果一个中国作家,对给中国文学事业带来严重破坏、对给中国作家带来严重苦难的的《延安讲话》,不产生憎恶之情,不予以强烈控诉,这个中国作家,肯定也是一个人格分裂的家伙,没有良心的家伙。
上面要求作家们,签名抄写毛氏《延安讲话》时,并开出价钱:每抄一段,赏一千大洋。
这时的莫言,有许多理由要抄。一,他是作协副主席。如果他不抄,那么其他许多作家,可能也不会抄。这样,他这位作协副主席,就是失职的,没有完成上面布置的差使。二,作为一个作家,要看官员的脸色行事。如果他不抄,会得罪官员。那么,他今天的日子就不会那么好过。
但莫言也有理由,可以不抄:一,他是一个作家,他要坚持做人的底线,坚持作家的独立人格,他爱惜自己生前死后的名誉。而抄写毛《延安讲话》这样一种既违背文学规律、也不尊重公民人权的行为,显然是有悖做人底线、偏离作家独立人格的!二,在这个时代,文革已经臭名昭著,人权条件比文革,有了一些改善。即使你不抄书,也不至于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至多在名利上遭到一些损失。
但是莫言,仍然参与了抄书。长期的思想改造,使他失去一个作家所应有的独立人格。这恐怕是他抄书毛《延安讲话》的一个原因。贪慕荣华富贵,为了不得罪权贵、为了继续得到更多的名利,只好让良心受一些委曲,恐怕是又一个原因。对毛氏《延安讲话》的恶劣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对文革给中国造成的苦难,缺乏灵魂上的反思,恐怕也是一个原因。
抄写毛《延安讲话》,是百名作家永远抹之不去的污点。也是莫言永远抹之不去的污点。是将自己的名字,钉在耻辱柱上。是一种贪得小利、不顾大节的龌龊行为。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互联网并非一片欢呼。而是在欢呼声虽然不少,但批评声却很多。
如果莫言没有参加抄书,我想,对他的争论,会少一些。因为,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毕竟是国人梦寐以求的事。但是,中国除了需要诺贝尔奖金之外,还需要别的东西。如果没有这种别的东西,那么,获得诺贝尔奖,又有什么意义?
这别的什么东西,是林昭那代人所追求的。也是我们这代人——陈平福,以及其他许多正直善良的人——所追求的。未来的中国,必定是建立在这种别的什么东西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