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德国的中国独立作家廖亦武获得本年度的德国书业和平奖。德国之声专访了廖亦武先生，他在访谈中提及自己为记忆六四事件所出版的新书《子弹鸦片》，以及自己流亡海外的经历。
德国之声：“德国书业和平奖”是一个声望极高的德国文化奖项。对您个人以及其他中国地下作家而言，获得这个奖项最重要的意义为何？
廖亦武：只能说这是一个机会，因为据说通过这个奖，书可以发行很多。我今年刚好出版了一本《子弹鸦片》，它是经历了这么多年，在西方正式出版的一本关于记忆的书。我想信通过这个奖的宣传，这个书会有很多很多人看到，对于我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此，这段历史会重新被人提起。
德国之声：为什么对1989年六四大屠杀的记忆在今日依旧如此重要？
廖亦武：今年发生了很多很怪异的事情。那些六四难属中，有一位今年因为绝望而上吊自杀，另外有一个在六四坐过很多年牢的人，叫李旺阳，他也就是"被上吊"。还有另外一些人的言论，比如德国的前总理施密特，他出来为六四这个大屠杀进行一种辩护。我觉得到了今天这么一个绝望的境地，这本书能出版是一种天意。
德国之声：“子弹鸦片”是个很奇特的名字。据我的理解，子弹意指共产党的独裁统治，而鸦片则代表着透过经济繁荣等方式所达成的麻醉效应。这样的执政方式还能维持多久？
廖亦武：如果我写的是毛泽东时代的事情，那么这本书名就应该改叫“子弹和耳光”。毛泽东就是用一种子弹枪杀了很多人，另外一部分就是用耳光来对付你。到了邓小平的时候，他就一方面用一种镇压，另一方面用一种麻醉品。这种麻醉品很有效，共产党政府还在继续的应用；这种麻醉品的效果已经在德国前总理的言论中显现出来了。一个90多岁的老人可能更加需要这种麻醉品，这种麻醉品使他可以在中国当作家了。中国这些作家们2009年到过法兰克福，那些人都是没有记忆的；施密特就是更进一步，他真的可以在中国当作家。
德国之声：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200年前曾说过：“故乡是你无需解释自己的地方”。对您而言，故乡是什么呢？
廖亦武：我爸爸是一个中国的古文教师。他从小教我读了很多古书，这种古书给我很多参照，比如说中国的《周易》，我用它占了一卦就走了出来。读中国的《史记》，我会和那些写历史的人有一个比较，觉得自己比较幸运。哪里有中国古代的书籍和传统，哪里就有我的故乡。而且在柏林有很多纳粹时期和前东德时期的遗迹，这些遗迹时时提醒这种历史的存在，特别是1989年的历史。那年，德国和中国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巨变。
德国之声：您自称是中国的编年史作家，您的书籍记录了中国人民的声音。但现在您流亡海外，被迫切断了与中国民众的联系。您如何继续从事编年史的工作？
廖亦武：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53年，我的脑袋里积累了足够多的中国的故事。我还有大量的录音，还有大量的故事在我脑子里面。如果这样看的话，一直到我死都写不完中国。因为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我不是像六四跑出来的流亡者，那是一种青春期的流亡。比如说这本《子弹鸦片》，有一大半都是在这种途中写的。
德国之声专访廖亦武
德国之声：您在《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中文版名《证词》)的前言中曾描写中国警方不断搜查您的住家，并且没收您的著作和书稿，您只能像一只老鼠般不停挖洞，将剩余的书稿小心翼翼的藏在隐秘的地点。您在德国发表的新书《子弹鸦片》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所写的吗？
廖亦武：几乎是这样，不过情况有所改变。我在90年代写《一百首歌》的时候，因为离1989年的屠杀还不远，监控也比较严密，那个时候手法比较原始，我也没有电脑。现在有互联网和电脑，我采访的这些人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完全处在一个社会的边缘地位。相对来说，从这个方面只要做得比较秘密一点，做他们的访谈的部分还是比1990年代容易一些。
德国之声：您经常与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穆勒(Herta Müller)一同参加活动。两位都对独裁者如何摧毁一个人有深刻的认知，是否因此更有亲切感？
廖亦武：我在国内就读赫塔·穆勒的作品。她最近的一篇就叫“安全局在行动”，正在网络上流传。我当时觉得那是很荒谬的经历，她在书里也写了安全局是怎样监控她，怎样收买她最亲密的女友，最后让她彻底崩溃。这样的经验在中国应该算是很普通的经历，但是赫塔·穆勒的确是写得非常的好。我的经历和她的经历的确是可以做一个比较。
德国之声：您在9月初的柏林国际文学节做了开幕致词。您原本有意邀请第十七世大宝法王噶玛巴参加开幕式。在文学节这样的场合，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想法。背后有什么特殊理由吗？
廖亦武：因为西藏在不断的自焚。而且自焚的频率非常之高，到现在已经有50多位。从来就没有一个民族以这么一个频率在自焚。后来我们就想到了达赖喇嘛的继承人噶玛巴，他是个音乐家，他的音乐叙述了藏传佛教的传统-转世和轮回。如果他出现在国际的舞台上，自焚会越来越减少。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么一个帅气、美好的形象，而且那么年轻，这个人将来会带领600多万人的西藏走出目前的困境。
德国之声：大部分我认识的中国作家都是一头长发或蓄须，但您正好相反。这其中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廖亦武：因为我坐过牢，大多数作家没有坐过牢。坐过牢的囚犯的标志就是光头。我剃了那么多年的光头就已经习惯了，再加上年龄的增大头发也保不住，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卫生习惯，洗脸的时候连头发也一起洗了。
德国之声：在监狱中，囚犯不止会被剃光头发，甚至遭到折磨虐待。您曾经多次试图自杀。您在新书中引述了一句教您吹洞箫的老师所说的话：“内心有监狱，就永远得不到自由”。现在您觉得自己自由了吗？
廖亦武：现在我只能说，这个事情是要慢慢来。你只有写出了这一切，记录下了这一切，然后在为他人争取自由的时候，你自己才会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