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以下为中共史家沙健孙的一份“研究”成果摘要，透过这份研究内容，透露了中共是如何利用学生在内战中逹到牵制中华民国政府及国军。
（一）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同美国政府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成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定胜负的斗争，构成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基本内容。这个斗争是在两条战线上展开的：主要由解放区军民进行的革命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也是主要的战线；主要由学生运动带头的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这是第二条战线，它虽然是辅助性的、但同时又是十分重要的战线。
1948年月10月14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原城市工作部）负责人罗迈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两年内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首先是大学生，在保卫祖国和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中进行了英勇忘我的斗争，政治上严重地打击了蒋美统治，配合了解放战争，对敌区革命群众运动则起了带头作用”。“运动的坚持性，群众的联系，策略的灵活性，都超过了学运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二）
事实上，尽管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的斗争形式，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形式的斗争的配合，武装斗争也还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学生运动以及整个人民运动的意义，从来都给予了充分的估计。1945年月12月15日，即一二一运动发生后不久，中共中央在关于1946年解放区工作方针的党内指示中，就是把“坚持解放区自治自卫立场，坚决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同“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作为两项互相关联的任务提出来的。
1947年1月，即抗暴运动发生后不久，中共中央即指出，“民主爱国运动”“与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已渐能起著配合作用”2月，中央在关于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党内指示中，进一步肯定，“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正预示着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1947年5月23日，即五二零运动发生不久，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即已明确指出，“一切群众斗争都为著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5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的一篇评论中，更明确地指出：“中国境内已经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的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三）
学生运动究竟是怎样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发挥第二条战线的作用的呢？主要是：
第一，在政治上揭露和孤立美蒋反动派，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一二一运动揭露了国民党坚持内战政策和独裁统治的本相，提高了广大人民的觉悟。
第二，促进若干重大问题的解决，直接推动中国革命的进程。其一，是促进驻华美军的撤退。其二，是为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创造了一个方面的条件。
第三，牵制了国民党的力量，削弱了它在第一线的兵力。由于它的统治区内学生运动以及由学生运动推动起来的整个人民运动在不断的发展，这就迫使它不得不把大批兵力用来担任后方的守备，并由此使它用于第一线的兵力极大地减少了。比如，五二零游行之后，国民党当局为防范学生在6月2日发动全国性行动，就出动了大批军队、警察，这一天，“北平城门紧闭，西直门外戒备森严，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沙滩北大附近，调集了国民党军队构筑工事”。“一个个士兵荷枪实弹，上起刺刀，来回巡逻”。清华、燕京“四周也被成千的警察、特务所包围”。北平如此，其他许多城市也是如此。与此相反，解放军由于得到人民的拥护，它的后方却是十分稳定的，它毋须留驻大量的兵力，而可以把兵力集中地用于前线。1947年7月，国民党总兵力尚有370万人，由于大部兵力用于守备，整个战场上的机动兵力不过40个旅；解放军总数为195万人，其中正规军100万人，由于不须分兵守卫后方供给钱的城市，其机动兵力已超过国民党军队。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才有可能毅然作出决定，当人民军队在数量上还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就开始发动战略进攻。
第四，输送干部支援解放战争，配合人民军队接管城市。学生运动的成就之一，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造就一大批干部。学生运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其中的一些人，被中共地下党组织输送到解放区，去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比如，1948年下半年，从北平到解放区的学生即“达到一两千人”。党组织“在解放区分别组织他们学习，为北平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准备了一大批干部”。上海也有2000人进入解放区，其中学生为1000人。他们中一部分是“为老区建设和接管新解放区的城市的需要，输送的科技、工程、医务等干部；也有一部分是为了培养和训练，到解放区受训的”。以后这批干部随军南下，大部分参加了解放上海后的接管工作，一部分去西南或其他地区工作。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
与此同时，留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学生，也积极参加了迎接解放，接管城市的紧张战斗。中共中央要求，“通过城市内部的有组织的人民群众力量和外部人民解放军的力量的配合，用一切有效的方法，实现城市的完整的接收和管理。
以上这些情况清楚的表明，学生的斗争确已成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这个时期学生运动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呢？斗争的实践表明：学生运动祇能在它反映历史前进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在它与整个革命斗争相配合并担负起时代的使命时，才能具有深刻的内容、坚强的生命力和历史的意义。
（四）
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并不是学生群众自发的散乱的行动，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自觉的有组织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不仅以自己的政治号召为斗争指明了方向，而且通过全体的组织领导工作保证斗争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了统一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斗争，中共中央设立了城市工作部。1946年底城工部改组后，由周恩来兼任部长。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下也设有城工部。如晋察冀中央局管辖察哈尔、冀中及平津；上海局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原属南方局领导的党的组织与工作。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的秘密的。如北平的学校党的工作，由中共北平地下市委所属学生工作委员会领导。在共产党组织的周围，建立了各种名目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如北平，有南系党组织领导下的民主青年同盟（民青）和北系党组织领导下的民主青年联盟（民联）；成都，有民主青年协会（民协）；南京中央大学，有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新青社）；上海交大，有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新青联）；等等。党通过这些组织，团结教育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并通过他们去联系更广大的青年群众。在各个学校，还成立了各种社团，党员和先进青年组织的成员在其中起著核心作用，所以这些社团也就成为党联系广大青年群众开展工作的一种公开的组织形式。
他们通过民主选举，也就逐步地掌握了一些重要的高等学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掌握了领导学生斗争的组织（如“一二一”时期的昆明大中学校学生罢课委员会，“抗暴”时期的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五二零”时期的华北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等等）的领导权。这样，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也就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五二零”之后，党在学校的阵地已日趋巩固，尤其是北大、清华、燕京等校，半数以上的学生、教职工都分别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各种社团和教工组织，党在学校的力量已占优势，甚至是绝对优势了。当时就有人说“北大、清华是小解放区”，这并非虚传。北平行辕参谋长并且惊呼：北大、清华、燕京“形同租界”，“政府法令在其中竟全失效用”。1948年时，北大学生总数约3000人，而“地下党员有四百人，民青、民联成员在三百多人。党组织完全控制了北大局势”。燕京大学学生总数为800人，党员数更达140，先进青年组织成员也近200名，党的有组织的力量在全体学生中达到四分之一，有时候甚至近三分之一。解放前夕，清华党员也有240余人，加上已撤离的，累计近400人。上海交大等的情况，也与此类似。解放前夕，交大党员发展到150人，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会员发展到400人。
（五）
中共中央曾指示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组织仍应精干隐蔽，不应过分集中与统一”。“一切斗争不应急于组织统一，而应多求方针与策略的一致，以利斗争的持续与组织的保全和的发展”。“隐蔽后的组织形式”，“应实行平行组织，单线领导，转移地区不转移关系的方针。”“城市中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实行单线联络、分散领导的原则。”比如在北平，“搞公开工作的党员、盟员如学生会和进步社团的负责人，要单独编组，单独联系，与一般党组织完全分开。中共中央还指示：“不要畏惧学生运动中少数积极分子的暴露”。祇是公开活动应采取合法斗争的形式。比如，“提出或接近于提出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口号，采取或准备采取武装斗争直接行动，都是不许可的。”因为这样不利贯彻执行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即使在斗争中，也仍然要尽可能采取合法的形式。比如在“八一九”以后的反迫害斗争中，就曾经尽量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并采取过要求学校保护、反对特种刑事检举，在特种刑庭上据理力争、组织社会营救等办法。
青年学生之走向革命，大多是从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出发的。在斗争实践中，他们认识到祇能共产党才是最忠诚地举起了爱国主义和人民民主的旗帜，从而在政治上分清了国共两党优劣，从思想上靠近了共产党。由此，他们也就产生了了解共产党、了解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强烈愿望。正因为这样，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和党的政策的文件。比如在北大，理论学习主要是在社团中进行的。实学社下的哲学组就曾集体讨论《新哲学大纲》，社会学组则曾集体讨论《历史唯物论》。出借进步书刊的五四图书室和孑民图书室每天借出书籍平均为108次，日常流通书籍达700－800本。对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一个有3000学生的学校来说，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为了学习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文件，总结斗争经验，许多人还按照地下党的指示，冒着风险，化装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解放区沧县泊镇参加培训班。这种学习，使他们对共产党、对新社会的认识从感性的阶段上升到了理性的阶段，而他们的觉悟随之也就从根本上得到了提高。许多人终于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