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夫妻一九七二年二月的访问对江青好似一剂兴奋剂，她终于可以扮演中国第一夫人的角色了。随着各国政要的接踵而至，江青期望受到全世界的瞩目，想找个外国人来写她的传记，像当年斯诺写毛泽东一样。那年八月，美国女学者维特克受邀前来采访她、写她。江青同维特克谈了六十个小时。
毛最初批准了这一做法，但江青的口无遮拦又让他生气。据陪同她的外交官张颖记载说，江对维特克说：“你不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生活吗？哈哈，你别看我现在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富于感情，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我最喜欢上海，你们外国人说是冒险家的乐园，有点道理，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那真是非常有味道，我还唱哩，背给你听听……”接着江青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我呀我的小妹妹哩，舍也舍不得离……咿呵呀呵唉……”，接着咯咯笑道：“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去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啦，哈哈……”
在场的中国陪同人员你看我我看你，不知江青还要说出些什么“大逆不道”的东西。江青越说越来劲：“有趣的一次，是你们美国人，是一个水兵，也许是喝醉酒了，摇摇摆摆在上海外滩走着，向我迎面走来，他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路，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两脚一并，喀嚓一声。我回头想走开，那家伙嬉皮笑脸向我走近来，双手也伸过来了，哼，想占便宜！我抬手就给他一巴掌。他还是笑嘻嘻，又是喀嚓一声，敬了个军礼，还说对不起呢。你们美国人，还是懂礼貌的……”
江青滔滔不绝地说她如何崇拜美国明星嘉宝，如何热爱好莱坞电影《飘》，说她“看过大概有十遍了，每看一遍都很感动”，还不屑地反问道：“中国能拍出这样的电影吗？”——好像中国电影的凋萎跟她和她丈夫都毫无关系。最后，按毛的意思，江青谈话的记录只有一部分给了维特克。维女士后来出版了一本江青传。其他纪录稿全部放进保险箱，上锁加封条，进了外交部保密室。
文革开始后，江青跟毛分开居住。初期，她因为管“中央文革”，随时可以见到毛。后来，她的政治作用小了，见毛就不那么容易了，经常是她来到毛的住地，毛不让她进来。毛越这样，她越不顾一切地要接近毛。作为毛的妻子，却见不到毛，江青害怕，心中无底。她于是对毛的女友献殷勤，送衣料啊、毛衣啊，甚至送稀罕的瑞士手表，希望她们在毛跟前替她求情。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八十二岁生日，也是他最后一个生日。那天，江青获准来了，带来两样毛喜欢的菜。毛待她好像她不存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句话也没有。她待了一阵子，无趣而伤心地走了。生日晚餐，毛是跟五个女孩子一道吃的，有女友，有身边工作人员。
做毛的女友不像皇室的王妃情妇，没有珠宝首饰，没有千娇百宠，毛用她们为自己服务。在毛最后的一两年，寝室只许两位女性随意进出：张玉凤和孟锦云。张从前是毛专列上的服务员，后来做了毛的秘书，孟是文工团的演员。她们俩做毛身边一切事情，四个小时轮换一次，日夜随叫随到，睡觉也不敢脱衣服。她们的家庭生活少得可伶，基本没有周末休息，度假就更谈不上了。
孟锦云很想离开，请张玉凤帮她在毛面前说说，说她快三十了，“真想要个小孩呢”。毛的回答是：“等我死了，她再要吧。”
毛与江青的独生女李讷是毛最年幼的孩子，生于一九四零年，长在毛身边，年幼时的天真李讷曾给毛带来欢乐，使他放松。
毛希望女儿长大后对他政治上有所帮助，从小便照此培养她。一九四七年中共撤离延安时，尽管她只有六岁，毛要她等国民党军迫近时再走，对她说：“看看飞机轰炸，听听炮声，也是个锻炼。大人需要锻炼，小孩子也需要锻炼。”江青替女儿担忧，哭着要先把女儿送走，毛大怒，把饭桌猛然一掀，饭菜撒了一地，喝道：“你滚蛋！小孩子不能走，我就要她在这里听听炮声！”
李讷上的大学是北大，学的是中国现代史。据她说她并不喜欢这个科目，但党号召干部子弟带头学，她就学了。文革开始时她刚毕业，二十六岁，毛派她去《解放军报》替他把住军队喉舌。她先做特派记者，在全国各地收集文革情况，当毛的耳目。一九六七年八月，她通过两度夺权，把军报抓在手里，原先的领导人以各种罪名打倒、关押。军报接着掀起了对她的个人崇拜。办公室乃至宿舍家庭都贴满了向她“学习”、“致敬”的标语，大会小会上，“谁反对肖力(李讷的化名)同志谁就是现行反革命”，“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打倒谁”是必呼的口号。报社特地开辟一间“肖力丰功伟绩”展览室，展览她骑的蓝色自行车、喝水用的大白茶缸，说是表现了她“艰苦朴素的作风”。
李讷刚来时她还挺谦虚，口口声声说：“爸爸要我来向叔叔阿姨学习。”后来她自己坐在沙发上，让老编辑站在面前，咬牙切齿地发火：“你给我立正！”“我恨不得枪毙你！”她宣告她要在军报实行王道与霸道“王、霸杂用”的方针。认识李讷的人都说她头脑并不出众，这样的用语显然不是她想得出来的，而是她爸爸教的。在这位人称“天上掉下的毛姑娘”的统治下，军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以反对她的罪名受到残酷迫害，其中有她的朋友，就因为在小事上对她表示过不同意见。
一九六八年初，毛把军队管理全部交给林彪时，李讷离开了军报。她马上接管了同样重要的职位：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为了把这个位子空出来，她妈妈把李讷的前任送进监牢。李讷在这个位子上一直待到“九大”，中央文革小组解散。
毛的设想是让她管北京。但一九七二年，李讷得了精神病，此后多年时反时复，直到毛死后才渐渐痊愈。据了解她的人说，李讷不像她父母，并不以整人为赏心乐事，对无休止地迫害人的生活逐渐感到不能忍受。有一次，她认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自杀。当江青的秘书奉命给李讷送去批王简报时，她粗略看了一下题目，就生气地大喊：“叫我看他妈的这些干什么？！”猛一下把这叠简报从窗户扔到院子里，散落了一地，说：“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看，我早就烦透了！”
李讷渴望温情。江青从前曾给她很多的爱，如今也像毛一样，把母女关系局限到冷酷的政治领域。李讷快精神崩溃了，靠吃大量的安眠药来求得短暂的睡眠，她没有可以交心的人。作为一个年轻女人，她自然期望爱情，但没有男人敢向她求爱，也没有媒人愿意自找麻烦来引线穿针。三十一岁那年，她主动向一个年轻服务员求婚。她写信给毛请求批准时，毛问了带信人几个简单的问题，在信上批道：“同意。”给她的结婚礼物是毛自己也没看过的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婚礼父母都没有参加。江青不满意女婿，认为他是个仆人，配不上女儿。结婚后一段时间，李讷经常感冒发烧，尽管这跟结婚南辕北辙，毫不相干。江青怪罪到女婿身上，说他“身体有毛病”，命令他去医院检查。不久，她说女婿“有坐探的嫌疑”，把他送去石家庄。李讷的婚姻很快瓦解，精神严重地垮了下来。
一九七二年五月，李讷生了个男孩，给她阴郁的生活带来光明。但欢乐是短暂的。江青因为看不起女婿，也看不起这个外孙，不认他是毛家的后代，没抱过他一次。毛对孙儿、孙女没有兴趣和感情。
李讷得了精神分裂症。毛很少见她了，对她的身体、精神状况也没有多少关心的表示。文革后，李讷重新结了婚，过着正常人的日子。对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她“全忘了”。
毛的另外一个女儿娇娇(李敏)不是个搞政治的人。长大成人后，她不能再给毛童稚时的乐趣，政治上又帮不了毛，见毛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在毛的晚年，好几次，她来到中南海大门口，请求见爸爸，但毛不让她进去。后来她也患了精神病。
毛的长子毛岸英死于朝鲜战争。唯一活着的次子毛岸青脑子有病。毛给他提供了舒适的生活，但不把他当作家庭成员。毛常说他家有五口人：他，江青、两个女儿和侄儿远新。
毛远新是毛的弟弟毛泽民的儿子，从小在毛家长大。文革初期他才大学毕业不久，几年之中就当上了沈阳军区政委，为毛把持毗邻苏联的东北。他在东北干的最著名的事，是下令枪毙公开反对文革、反对江青的女党员张志新。尽管枪毙是秘密的，又有一套阻止犯人说话的措施，如在脖子上套一根绳索，一说话就拉紧，当局还是对张志新的声音万一传出怕得要命，在临刑前割断了她的喉管。毛远新是毛信赖的自家人。毛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派他做自己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有所不知的是，四十年代初期他父亲在新疆被捕被杀，毛曾有意见死不救。
毛是他遗弃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被害的直接原因，对第三任妻子贺子珍的精神错乱也负有责任。毛给几乎所有家庭成员都带来悲剧，最后轮到的是江青。毛先尽量利用她充当打手，使她成了人人痛恨的对象，然后又用她做挡箭牌，以保障自己生前的安全。江青在毛死后不到一个月被捕，就是毛和他的“反对派”交易的结果。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江青在监禁中自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