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周朝即有了类似于现在的营养医生，当时的宫廷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科。其中的“食医”，《周礼》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食医主要掌理调配周天子的“六食”、“六饮”、“六膳”、“百馐”、“百酱”的滋味、温凉和分量。食医所从事的工作与现代营养医生的工作类似。同时书中还涉及了其他一些有关食疗的内容。
《周礼·天宫》中还记载了疾医主张用“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疡医则主张“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等。
《黄帝内经》载有：“凡欲诊病，必问饮食居处”，“治病必求其本”，“药以祛之，食以随之”。并说：“人以五谷为本”，“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味入口，藏于肠胃”，“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
东汉末年成书的《神农本草经》集前人的研究载药365种，其中红枣、人参、枸杞子、五味子、地黄、薏苡仁、茯苓、沙参、姜、葱白、当归、贝母、杏仁、乌梅、鹿茸、核桃、莲子、蜂蜜、龙眼、百合、附子等，都具有药性，常作为配制食疗方剂的原料。汉代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方论》不仅发展了中医理论，而且在治疗上除了用药，还采用了大量的饮食调养方法来配合治疗，如白虎汤、挑花汤、竹叶石膏汤、瓜蒂汤、十枣汤、阿胶鸡子黄汤。当归生姜羊肉汤、甘麦大枣汤等。在食疗方面，张仲景不仅发展了《黄帝内经》的理论，而且突出了饮食的调养及预防作用，开创了药物与食物相结合治疗重病、急症的先例，并记载了食疗的禁忌及应注意的饮食卫生。
东晋时期著名医学家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是一部关于药疗与食疗的专著，极力主张在饮食方面注重对疾病的协调作用。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其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中设有“食疗”专篇，粉果实、蔬菜、谷米、鸟兽并附虫鱼共五部分，收载药用食物154种，载有食疗方117首。孙思邈还指出：“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情爽志从资气血”，“凡欲治疗，先以食疗，既食疗不愈，后乃用药耳。”并认为“若能用食平疴，适性遣疾者，可谓良工，长年饵老之奇法，极养生之术也”。至此食疗已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孙思邈的弟子孟诜集前人之大成编成了《食疗本草》。这是我国第一部集食物、中药于一体的食疗学专著，共收集食物241种，详细记载了食物的性味、保健功效、过食偏食后的副作用及其独特的加工烹调方法。这时还有医博士昝殷编著的《食疗心鉴》、南唐陈士良的《食性本草》，都是在晋唐时期出现的专门论述食疗功效的专著，将食疗、药膳作为专门的学科进行详细的论述。
到了北宋王朝，社会比较稳定，文化的繁荣，带动了医学与食疗的发展。宋朝成立的《校正医书局》、《太平惠民和剂局》重订与新著了诸多医药著作。从《太平圣惠方》伊始，就有300余种著作出版问世，其中涉及“食疗”的专论近有50多种，如《圣济总录》、《普济方》、《奇效良方》、《世医得效方》、《古今医鉴》、《古今医统大全》、《万病回春》、《御药院方》等。其中《圣济总录》专设了“食疗门”，对食疗的药用、组方、剂型、制作、服法，以及功能、主治、宜忌诸方面都作了系统的介绍。
元代宫廷饮膳御医忽思慧的《饮膳正要》，也是一部很有影响的食疗专著，书中介绍乐抗衰老的食疗方29首，其他治病的食疗方129种。
明清时期，是中医食疗药膳学进入更加完善的阶段，几乎所有关于本草的著作都注意到了本草与食疗的关系，对于食疗膳食的烹调和制作也是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且大多符合营养学的要求。国外也备受青睐。
食疗是中华民族饮食文化发展中的必然产物，它的萌芽、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是食疗基本概念不断充实完善的过程，我们今天对食疗的认识已相当成熟。《孟子》上说：“食、色，性也。”就包含食疗的基本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