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古又称《书》或《书经》，分《虞夏书》、《商书》、《周书》三部分，是记载上古政事之书，有丰富的政治思想。古代帝王、皇储、大臣都精通《尚书》。《无逸》是《周书》中的一篇，宋代一位皇帝视学时，专让讲官讲此篇。其实此篇是告诫皇帝之辞。
《无逸》，史称周公为周成王而作，距现在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文中告诉成王不要沉迷于纵酒、戏游、田猎等享乐，要勤于政事，知稼穑之艰难，知民众的疾苦。特别要善于听取别人的劝告，即使听到百姓的怨恨责骂，也要敬慎自己的行为。不要一听到传言，就不考虑国家法度。不放宽自己的胸怀，乱罚无罪，乱杀无辜。通篇以历史为鉴．用正反面历史人物，说明勤政恤民，不贪安乐，不怠政务，享国能久的道理。非常具有说服力，是千古难得的政论文章。
周公在《无逸》篇中总结了商朝国君的在位情况，结论是凡是出自底层，经历劳苦，勤政爱民的人，都在位时间长，寿命也长。而那些没有经过劳苦，不体恤民情的国君，在位时间短，寿命也短。
周公的话被后来的历史所印证。那些经历过困苦。来自民间的．知道民情的君主，在位时间长，寿命也长，甚至生的孩子也多。那些在安乐窝中成长的小皇帝，在位时间短，寿命也短，有的连儿子都生不出来，只好由兄弟即位。后来孟子从此文中受到启发，他总结了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人的历史，提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的著名思想，并得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同上）的著名论断。历史证明，这一论断有其合理性。
汉文帝是一位不错的皇帝，他母亲出身卑贱，他曾为藩王，了解民情，在位二十三年，勤政而节俭，宫室、园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想做露台，一计算，需百金，就不做了，说：百金等于中等人家十家的家产啊。他穿黑色的帛衣，床帐无文绣，坟墓皆瓦器，不以金银铜锡为饰，最爱的妃子衣服不拖地。他以敦朴示天下，常常给天下做出榜样。史家称文景之治，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海内殷富，以德化民，刑狱很少。几乎刑罚都不用了。
晋惠帝生于宫廷之中，九岁立为皇太子，对世间事一无所知。即位即被皇后所操纵。后来被篡位。在他掌权的时代，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奸邪之辈，互相举荐，朝廷变成了交易市场（互市）。鲁褒的《钱神论》就写在此时，讽刺这种状况。惠帝的识见，真是可笑，在园中听到蛙声，他竟问：为官为私？天下荒乱，百姓饿死，他说，为什么不吃肉糜？这是《无逸》篇所揭示的规则的另一面印证。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之中指出除从民间和战争中成长的光武帝外，“东汉诸帝多不永年”。他说：“光武帝年六十二，明帝年四十八，章帝年三十三，和帝年二十七，殇帝二岁，安帝年三十二，顺帝年三十，冲帝年三岁，质帝九岁，桓帝年三十六，灵帝年三十四，皇子辩即位年十七，是年即为董卓所弑。”他又说：“入主即不永年，则继体者必幼主，幼主无子，而母后临朝，自必援立孩稚，以久其权。殇帝即位时生仅百馀日，冲帝即位才二岁，质帝即位才八岁，桓帝即位年十五，灵帝即位年十二，弘农王即位年十七，献帝即位才九岁。”他又介绍诸帝有子现象：“光武帝十一子，明帝九子，章帝八子。至和帝则仅二子。长子胜有痼疾，次子即殇帝也。安帝唯一子，顺帝已废而复立，顺帝又仅一子，即冲帝也。质帝、桓帝皆无子，灵帝二子。”他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太后和权臣造成的，应说有一定道理，归结为气运则沦为神秘。
实际上周公揭示的规律，也是这种现象的解因。翻阅史书，这种现象很普遍，如东晋，即位多“幼主”（赵翼语），明帝二十四岁，成帝五岁，康帝二十一岁，穆帝二岁，哀帝二十一岁，废帝二十四岁，孝武帝十二岁，安帝十五岁。活的年岁也不大。明代除来自民间，经历战争、做过藩王的太祖（七十一岁）、成祖（六十五岁）、世宗（六十岁）外，仁宗四十八岁，宣宗三十八岁，英宗三十八岁，代宗三十岁，宪宗四十一岁，孝宗三十六岁，武宗三十一岁，穆宗三十六岁，神宗五十八岁，光宗三十九岁，熹宗二十三岁，毅宗三十六岁。其中，除惠帝、毅宗自杀外，大多自然死亡，虽然死因各有不同，但无不渗透着周公所揭示的规律。
最可笑的是明光宗，是长子，不是嫡子，皇帝老子不喜欢。郑贵妃受宠，要立她的儿子，可大臣们不同意，于是奏书迭上。皇帝老子使出绝招——疏人不报。你上书吗？我不理睬。最后闹出妖书案。梃击案。好不容易当了皇帝，却中了郑贵妃计谋。郑氏给他送去四位美女，从此他一病不起。有人给他送来红丸，他吃了连称：好，好，忠臣，忠臣。但很快便“脉雄壮浮大”，“面唇赤紫，满面火升”，当晚就驾崩了。他“在位一月，年三十有九”（《明史·光宗本纪》）。
《无逸》篇的另一思想，就是国君待人态度问题。周公要成王与人互相劝导，互相爱护，互相教诲，要能听各样的话，即使有人告诉你：小人怨恨你，骂你。此时，你应把心放得大大的，不但不能生气，还应严肃地回观自己，如果是自己的错，就说：这的确是我的错。不能乱罚乱杀。否则怨恨会积累起来，集中到你的身上。这是好话坏话都要听的思想，不仅是一种修养方法，而且开了帝王纳谏的先河。
周公是个伟大政治家，有思想，有文治武功。但他对士和有德之人很谦恭。《史记》载他儿子代他去鲁国，临行时他叮嘱儿子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现任国君的叔叔，我的地位不低了。“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你到了鲁国，要谨慎，千万不要在国人面前骄傲啊。这些精神是和《无逸》篇思想相适应的。
遇横逆，反身，反观，反躬，反求诸己的思想对后世影响也很大。《周易·蹇·象辞》说：“君子以反身修德。”《礼记·乐记》说：“不能反躬，天理灭矣。”都是强调反过来要求自己。其实，这种遇责骂，遇批评，不暴跳如雷，先审慎自己的言行，是一种修养方法，这种方法被后来儒家所采用。从前读《论语》和《孟子》不知这种方法的来源，现在我们知道了。能听和自己意见不同的话，是后来儒家的普遍主张。《论语·子路》中有一段孔子和鲁定公关于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对话，说明听不同意见的必要性。
鲁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衰亡，有这样的话吗？吁孔回答：“说话不能这样简单。不过有这样的话：‘我做国君没有别的乐趣。只是我说什么话都没人违反我。’如果话正确，没人违抗，不是很好吗？如果话不正确，而没人违抗，那么，不是一句话就近于使国家衰亡吗？”在这里．孔子强调国君听不同意见的必要性。宋儒评论说：“说话不正确，不让人违反，就听不到真实话了。国君一天一天的骄横，臣下一天一天的谄媚，哪有不亡国的呢。”又说：“任何反对意见都听不进，则谄媚面谀的人就会多了，国家未必马上就衰败灭亡，但衰败就从此开始了。”（《四书集注》引）请看，这些话大多为历史所证明。
孟子说：“爱别人，可别人不亲近我。那就反问自己。自己仁爱还不够吗？管理别人，可没管好，那就反问自己，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还不够吗？有礼貌地对待别人，可得不到相应回报。那就反问自己，自己恭敬还不够吗？总之。行为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都要反躬自责，自己行为端正了，天下人归向他。”（《孟子·离娄上》）又说：“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孟子·离娄下》）这是一种严格自律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善于从自己寻找原因，不苛责他人，将使人际之间更加和谐。明儒吕坤说：“人人自责自尽，不止四海无争，弥宇宙间皆太和之气矣。”（《呻吟语·应务》）
这种自反的方法，还是广开言路、纳言听谏的从政行为。在先秦时代，君权并没有圣化、绝对化，所以孟子在《无逸》后，又提出“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的著名思想。这句话译成白话就是“纠正君主不正确思想”。他认为：“君主正，没有人不正。一把君主端正了，国家也就安定了。”后儒认为这是一种直谏思想。程子说：“天下之治乱，系乎人君之仁不仁耳。心之非，即害于政，不待乎发之于外也。昔者孟子三见
齐王而不言事，门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即正，而后天下之事可从而理（治）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谏之。然非心存焉，则事事而更之，后复有其事，将不胜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后复用其人，将不胜其去矣。是以辅相之职，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后无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则亦莫之能也。”（《四书集注》引）
历史上能听各种话的君主很多。现举几例。
汉文帝能听过头话，贾谊说：“如果积累祸乱，在你死之后，将祸乱留给老母弱子，这不能说是仁。”（引自《廿二史札记》，下同）史家说，这等于说他要死在太后和幼子之前，但他没有生气。
汉武帝史称一代英主，对上书狂傲者，不但不加罪，还赏识。东方朔上书说：“年十三学书，十五学剑，十六学诗书，颂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亦二十二万言。今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为天子大臣矣。”史家认为，其狂妄放肆如此的自荐，如果是在后世，一定会以妄诞得罪，而武帝反以他为壮伟，叫他在金马门等待，遂以进用。这是能听狂妄语的例证。
史家认为：仁善之君能纳谏，英睿之主每难进言。但唐太宗却不同。他在战争和王位之铁血争夺中坐上皇帝宝座，智勇决断，但从谏如流，而且能施之政事。贞观中，能直谏者首推魏徵，他前后谏二百馀事，有许多事都是人不敢说的，太宗都听之。太宗对人说：大家都说魏徵疏慢，“我但觉其妩媚耳”。魏徵以病辞职，太宗说：“金必须打造而成器。我方自比于金，以你为良匠，怎么可以去呢？”明太祖兴文字狱、杀功臣，但却广开言路，史称明智。凡百官、布衣皆得上书言事。《明史》说：太祖开基，广辟言路，中外臣僚建言，不拘职掌，草野微贱，亦得上书。一直到宣宗、英宗时，流风未有更改。虽升平日久．堂陛森严。而缝掖布衣，刀笔掾吏，朝陈封事，夕达帝阍，所以广聪明、防蔽壅也。这样做的好处是，使自己更加聪明，也防止下情堵塞，不了解真实情况。
荒淫无道，专横霸气，拒谏饰非，乱杀无辜招致亡国灭身的君主也不乏其人。唐太宗纳谏事还很多，史家认为．原因是他亲见隋炀帝“刚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至人情瓦解而不知，盗贼蜂起而莫告，国亡身弑，为世大戮”。“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虑难周，非集思广益，难以求治，而饰非拒谏，徒自召祸也”。
隋炀帝凶残荒淫，讨厌谏诤，他的口号是：“有谏者当时不杀，终不让生于地上。”请看，这谁还敢说话？一个人听，一个人看，一个人想，一个人说话，天下怎能不亡？
殷纣王也是同样的例子。他本来思维敏捷，才力过人，但“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衿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喜淫，聚敛财富，重征赋税，“以酒为池，悬肉为林”，施暴刑，重善谀和谗毁他人的人，微子数谏不听，比干强谏，纣发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剖比干腹观其心。结果是兵败身死，头悬旗杆，成千古罪人。这和《无逸》篇总结的规律相应。
历史告诉我们，艰苦中磨练，知民间疾苦，体恤民情，节俭自律，虚己待人，从谏如流，是从政者必备的美德，也是兴国强国的必备条件．反之，安乐之中生长，不知民间疾苦，对民瘼冷漠无情，放纵腐化，专横傲慢，拒谏饰非，是从政者大戒，是国家衰败的开始，乃至招来亡国灭身之祸。
三千年前的告诫，历史思想长河，滔滔滚滚，兴亡治乱，历历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