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里的民国日常生活
在《老照片》出版到十几辑的时候，有朋友曾经问我，编《老照片》这些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照片是哪一张？
他这一问，还真把我难住了。当时光是经手刊出的老照片便已不下几千张，真要张口说出一幅印象最深的，并不是件容易事。
不过，我还是很快想起了一张。那是1935年摄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一幅照片（图1），刊登在《老照片》第6辑里，照片定格了一位幼儿园女教师带着一群孩子在草坪上做游戏的瞬间。冬日的阳光，暖暖地，洒在年轻女教师娟秀的面庞和孩子们欢快的笑脸上，温馨而祥和。从摄影的角度来说，这张照片无论其匀称的构图、妙曼的动感还是对人物神情恰到好处的捕捉，都堪为经典之作。但是仅凭这些，这张照片还不足以从几千张照片里脱颖而出，给我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这幅照片如此地触动我，还因为照片以其独有的语言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特定的时代——抗战前的民国社会的日常生活。
通常，提起民国社会，大陆的一般民众耳熟能详的是红军的伟大长征，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是国统区的腐败以及埋葬蒋家王朝的战争。而对于民国社会的各项事业、战争以外各阶层民众的庸常生活，则所知甚少，与此相关的照片更是凤毛麟角，难得一见。
图11935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即景。（选自《老照片》第6辑，秦风提供）
这幅照片，是台湾的老照片收藏与研究者秦风先生提供的。毋庸讳言，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1949年以后大陆这边官方对民国社会的记述是有所选择的。秦风先生以其独有的地缘优势，为《老照片》提供了大量的民国影像，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弥补了大陆民众对民国社会的认识，尤其是通过许多记录民众日常生活的老照片，向人们呈现了民国社会作为近代中国文明阶段性进程的另一面。
这张照片定格的虽只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瞬间，但所折射的时代意涵也是显而易见的。北伐结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到了1935年，社会尚称安定，各项建设逐次展开，如果没有两年后日本人的大举入侵，和平发展的局面得以延续，中国的社会进程完全会是另外一种样子。而这张记录民国首都民众寻常生活的照片以及画面本身所透露出的安宁与祥和，正是那个时代的某种写照。与通常印象里的“万恶旧社会”，至少是大相径庭。
图21936年，摄于江苏镇江民众教育馆宣传橱窗前。（选自《老照片》第12辑，吴寅伯摄影）
还有这张摄于1936年的江苏镇江民众教育馆的宣传橱窗前的一幕（图2），一位身着碎花旗袍的年轻女子，带着两个女孩，在镇江民众教育馆的宣传橱窗前驻足观望，一边在向孩子讲解着什么。而写在橱窗玻璃上那条宣传口号“养护儿童是父母与教师的责任”，则表达了社会对于儿童教养的共同认知。照片的提供者黄咏梅在随文中回忆道：
那是1936年秋，七岁的我是二年级小学生。父亲在我四岁时因急病死于执教的外地，母亲守着我和妹妹们在镇江东门老家深宅里相依为命。我六岁入民众教育馆办的小学，校舍设在孔庙里，离我老家不出一百米。年轻新潮的王校长是出国留学生的留守夫人，她在讲台上给我们示范刷牙，给我们讲述日本军国主义者向日本小学生灌输侵华思想的故事。还有好几位关爱我如同父母的老师，孜孜不倦地传授知识。孔庙正殿陈列着“头悬梁”、“锥刺股”、“孟母三迁”等故事的小泥人塑像，还有卫生常识方面的模型、图片，教师设在正殿后西院落的平房里。更使我感兴趣的是，遇到周末，民众教育馆为附近居民放映电影，我们小学生是必去的观众。那年代，能看到卓别林夸张的滑稽表演，虽然无声，也是莫大的享受。大舅父一人在外地工作，那年回镇江探家时，星期天和大舅母唐思萱带着表妹吴碧霞来看望我们，我高兴地陪他们去我心爱的学校参观。走近橱窗前，那张宣传画吸引了我和表妹。我们驻足细看，大舅母边看边给我们讲解，我入神聆听，表妹目不转睛地看着画上的小朋友。大舅父见此情此景，即兴抓拍下来，当时我们一点不知道。
作者结合这张照片的回忆，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一位幼年丧父、与母亲和妹妹们相依为命的女孩，并没有因生活困顿而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民众教育馆及其创办的小学奉行的是“中西合璧”的施教方针，既承继传统伦理文化，又传播现代卫生科学常识，还放映西方电影……从上面的叙述里，足以看出民众教育馆所承载的一般社会功能，和为普及教育、传播文明所做的种种努力。
尤其可贵的，这不是一张为了宣传而刻意摆拍的照片，而是一位民间摄影爱好者对身边生活的不经意的记录，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上面两幅照片，一张拍自当时的首都，一张拍自当时的江苏省会，或为首善之区，或为经济文化发达之域。而其他地方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这里有一张1937年1月在山西文水县拍摄的照片（图3），是文水县里村一所女子初级小学的师生合影。
图31937年1月，山西文水县里村女子初级小学的师生合影。（选自《老照片》第15辑，高建中提供）
文水县是毛泽东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的家乡，1947年十七岁的刘胡兰被国民党军处死，成为中共革命史上家喻户晓的著名“烈士”。而这张照片中所透露的宁静与祥和，与十年后刘胡兰死时腥风血雨的社会氛围，却迥然有别。端坐中间的那位女子应是这所小学的校长，从穿着、气质上看，当是一位受过现代教育的女子，神情中透着自信与干练。照片上的女学生也都穿戴整齐，相貌端正，让人感觉很舒服。还有，背景中雕梁画栋的校舍也着实让人羡慕，可见那时的人们已经实践了后人虽信誓旦旦却行有未逮的承诺——“把最好的房子让给学校用”，如果我们对这一承诺不是“行有未逮”的话，可能也就不会发生汶川地震期间校舍大面积倒塌那样的悲剧了。
这张照片里，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是端坐在中间的那位年轻女子。大家知道，中国既有论资排辈的传统，更不乏男尊女卑的陋习，而那位女子，年纪轻轻，列坐于几个大老爷们之中，却未遑多让。
大概是受了法国年鉴派的影响，胡适先生曾经慨叹过：“《史记》里偶然记着一句‘奴婢与牛马同阑’，或者一句女子‘蹑利屐’，这种事实在我们眼里比楚、汉战争重要的多了。”在他看来，“朝代的兴亡，君主的废立，经年的战事，这些‘大事’在我们眼里”反而“渐渐变成‘小事’了”。从这张寻常的乡村小学的师生合影里，则不难看出民国年间妇女解放的种种端倪和时代前行的迥然步伐。在许多时候，时代的变迁与进步，并不体现在轰轰烈烈的运动里，往往是一些琐屑的生活细节，更能反映社会的深刻变化。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那些轰轰烈烈的“运动”不过是表面的热闹而已，并且换来的不仅不是社会的进步，反而可能是空前的倒退。
1949年以后，民国的一切都成了“前朝旧事”。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对民国年代的日常生活细节的误读也在所难免，对同样一张照片，往往会有截然不同的观感。
图41940年代，天津东亚公司公教信友协进会的唱诗班在排练。（选自《老照片》第16辑）
这张拍摄于1940年代的照片（图4），是天津东亚公司公教信友协进会的唱诗班在排练的情形。在用苇席临时搭成的草台上，唱诗班的信众们个个阔袖重袍，手捧展开的乐谱，伴随着台下钢琴的伴奏，唱得专注而投入。整个画面于黑白相间中，弥漫着几分肃穆与庄严。
照片系笔者从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淘得，夹在一本1940年代印制的东亚公司的企业宣传册里。宣传册用道林纸印制，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东亚公司的产品和经营管理的情况。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是民国年间的著名企业家宋棐卿于1930年代所创办，其生产的“抵羊牌”毛线的总销量，一度占据了国内市场87%的份额，并向东南亚十几个国家出口。宋棐卿的企业经营理念，也不乏现代意识，在企业内部施行了许多保障和增进职工利益的做法，向职工发放年终奖金、生活津贴、伤病津贴、婚丧补贴和子弟奖学金等，还设立了职工宿舍、夜校、国剧社、合唱团、医院……在1943年更以“赠股”的办法，将公司股份配发到每位职工，使企业员工都成为公司的股东。因宋本人出身于笃信基督教的家庭，还在企业内部建立了公教信友协进会，将宗教教义融入企业管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这张照片记录的，便是信友协进会唱诗班的一次排练。
宋棐卿的上述举措，说到底无非是为了化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人际矛盾，以增加企业内部的凝聚力，从而获得最大化的效益。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宋棐卿堪为企业经营者的楷模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功臣了，当个“政协委员”、“人民代表”什么的，应在情理中吧。
图51948年，竖立在长春街头的新片上映广告画。（选自《老照片》第32辑）
然而，就是这样一些颇具超前性的现代企业管理举措，在后来的岁月里却一度成了宋棐卿“调和阶级矛盾”、“统治工人阶级”的罪行。这张照片则在1960年代的“阶级教育展览会上”，被当做“用宗教麻痹工人阶级”（当年用作“展览”时，写在照片背面的文字如是说）的罪证，被公开展示。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民国几十年，除了抗战前有过几年的相对和平时期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处在动荡与战乱之中，这无疑给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战乱与动荡并不就是民众生活的全部，即使身处战乱中，老百姓的日子照常得过。战争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百姓的生活，却无法使它中断。这两幅照片（图5、图6）均拍摄于1948年的长春，图5是竖立在长春街头的大幅新片上映广告画，图6是在长春一间酒吧登台表演的鼓手。
图61948年，长春市一位登台表演的鼓手。（选自《老照片》第27辑）
此时国共内战方酣，长春已处在红军几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不仅十几万国民党守军与外界的联系逐渐中断，一般百姓的出入，也受到严格的限制，一场空前的饥馑正一步步逼向这座城市。生活在长春城里的人们，已不止一次地听到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但这并不妨碍最新的美国大片一部接一部地上映，架子鼓手一旦登台演出，还是那么西装革履，头发依旧梳理得丝毫不乱，专注地沉浸在自己敲出的鼓点里……从照片上看，架子鼓手的家什似乎过于简陋了，只有一面大鼓、一面小鼓，外加一个立镲，然而相对于远处隐隐传来的炮声，这里发出的却是属于市井的、民间的音符，传递着平民大众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与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