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提出“不做官”是针对“读书做官”的思想而发(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清末民初，习惯势力还把学校教育当成变相的科举：“学而优则仕”，也就是读书为了做官。而所谓做官，就是政客党棍和军阀官僚。当时读书人或文人心里都有一个算盘：哪一级的学堂毕业，等于哪一级的科举功名：小学堂毕业被当作“秀才”，中学堂毕业被当作“举人”，大学堂毕业被当作“进士” 一千年前宋真宗的《劝学诗》云：“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回荡在文人心灵深处。“学业”成了一种做官发财向上爬的梯子。
蔡元培的“八不主义”中，首先提出“不做官”，就是针对这种“读书做官”的思想而发的。他当了北京大学校长以后，组织“进德会”以身作则，实行“不赌博、不嫖娼、不纳妾、不做官”等准则，把腐败的官场与赌场、妓院、鸦片馆归为同类，把出卖人格、投靠军阀的政客比作赌徒、嫖客和鸦片烟鬼。这对于专制政体的深恶痛绝，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在蔡元培校长的人格感召下，北大师生纷纷签名参加“进德会”。从北大的用人、开课等实践过程中，学生们逐渐懂得了，原来北京大学毕业并不等于科举的进士；学术并不是做官向上爬的梯子，学术就是学术。为什么研究学术呢？一不为做官，二不为发财；首要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这就叫“为学术而学术”。北大学生们逐渐知道，新的知识阶层最大目标是在科学文化上有所贡献。
“不做官”、不当政客党棍和军阀官僚的戒律，对学生起了良好的影响。蔡元培校长来北京大学之后，以身作则，大力提倡“不做官”，把追求真理的“学术”和追逐乌纱帽的“做官”分开。也可以说北京大学这一风气的根本改变，开始破除当时北洋军阀政客的社会基础。这是很重要的一大变革。
蔡校长又提出“教授治校”，即实行校园民主。由教授互选评议员组成“大学评议会”，为全校最高审议机关（以教授五人选举评议员一人），评议会对于各种提案的争辩有时很激烈，最后投票表决。通过民主程序，决定校园重大问题。
在蔡元培校长主持下，北京大学不断完善民主改革。1917年设置四科（文理法工）学长；1919年3月设教务处，置教务长一人。后改设三院，即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学系直属学院，各设主任一人，由该系教授会选举产生。这个“校园民主”的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40年代的“西南联合大学”，贯穿30多年，经久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