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薛涌教授对我获奖(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的祝贺。薛涌也对我提出了批评(见薛涌《茅于轼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误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希望我对此作出回应。
薛涌的批评大概有三点。下面逐条来讨论。首先是我说了“企业家创造财富，工人则未必”。当然，财富是企业家，工人(甚至还有政府等)共同创造的，缺了谁都不行。但在中国的条件下一直只说工农创造了财富，很少说企业家也创造财富，甚至还灌输企业家是剥削者的说法。这很需要纠正。
工人的劳动未必创造财富是不错的。只要看改革前，工人农民累得要命，不怕苦，不怕累，战天斗地，但是财富没有创造出来。原因是没有市场，特别是没有企业家。工人农民的劳动用错了地方。而改革后我们的劳动减少了，财富反而增加了。关键的一点是有了企业家组织生产要素，用低成本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并销售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些都不是工人农民做的事。
薛涌生活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没有必要再去讲市场如何重要，要讲的是劳动的重要性，鼓励诚实的劳动。但是在中国很不相同。中国的市场制度还摇摇晃晃，不解决建立市场的根本问题，劳动还可能被滥用。大炼钢铁，轰轰烈烈，误用劳动的场面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在中国需要强调的不是劳动如何重要，而是市场和企业家如何重要。
薛涌批评我有失片面，我愿意接受。这个片面是中国的环境造成的。在中国这个具体环境中，更应该强调的是市场和企业家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劳动创造财富早已强调过了。需要让大家知道的是市场和企业家的作用。
交换创造财富。这并不是我的发明。现代经济学就是这样讲的。我不过用了一种不同的表达方式。经济学中供应线和需求性交叉中的三角形面积，就是交换所创造的财富。而且GDP作为财富生产量的指标也是从交换统计出来的，不是统计劳动量得到的。当然，交换的背后有劳动的创造。但是劳动最后表现为财富必定是通过交换。我完全没有蔑视劳动的意思，我要补充的是光有劳动不会有财富。劳动必须结合交换。因为交换指明了劳动该用在何处才能生产出财富来。
最后，是不是“保护富人穷人才会变富”？我仍然认为是对的。富人和穷人都应该同样受到保护，才能有普遍的收入上升。特别要防止在一个穷人占多数而且有普遍仇富心理的情况下，政府采取打倒富人的政策。这种政策对政府最有吸引力。“打土豪，分田地”往往是很得民心的，它牺牲极少数人的利益，获得极大多数人的赞同。穷人确实痛快一时，以为社会变得更公平了。可等事情冷静下来后，社会上就没有富人了。
社会提倡穷，穷人可提拔，可以入党，参军。三代穷人是最可靠的；和富沾一点边的人都会受排挤，靠边站。任何个人有一点致富的行动或想法，立刻受到批判。国家变成了穷人国。我认为一个社会应该鼓励大家致富，要向富人学习(当然不包括靠歪门邪道致富的人)，致富光荣，这是正常社会应有之义。
富人也要同情穷人，帮助穷人。这是一个和谐社会所应有的人际关系。可是中国在解放后的三十年就是实行的仇富教育。每次运动都要忆苦思甜，把仇恨集中到富人身上，把他们描绘为剥削者或阶级敌人。然后向他们展开斗争。仇恨从哪里来的？就是这样教育出来的。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还有个别地方利用这种不正常的手段获取民心。这是非常危险的做法。今天我们要强调：和保护穷人一样地保护富人。也就是人人平等，人人都享有人权，没有贫富的区别。
但是另一方面平等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收入差别既不能没有(不能吃大锅饭)，也不能过于扩大。现在不但在中国，也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已经太大了。这方面我们一定要努力克服。所以我说了“为富人说话”，也说了“要为穷人做事”。为穷人做什么事？就是帮助他们致富，减少贫富间的收入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