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十八大的权力斗争浮出水面，在中国网络的防火墙外，无论是中文世界还是英文世界，“太子党”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又多了起来。在诸多文章中，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那篇“对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 （2月19日由香港《成报》发表）很值得关注。
钱先生这篇文章是从太子党们的红卫兵经历来谈这一群体的政治底色。文章对40-50这两代人的分类，只有专门研究文革史的人士才会清楚其中的差别。该文主要谈了三点，为行文简练，我归纳如下：
一、中共高干子弟认为自己继承政治权力有天然的合法性，对权力的过度膜拜（有权就是一切）从“文革”时期至今一以贯之：“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对思想异己的态度也是毛泽东式的：“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这些“高干子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心部分”，但这个群体当中的理想主义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权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二、这些高干子弟因为“文革”时期曾从养尊处优的环境里掉入过最底层，并非长于深宫之辈，了解中国国情，有些后来还受过高等教育（包括在国外留学），晓时势，通权变，因而比胡锦涛这辈“文革”时期的大学生更有危机感，救党意识强烈。钱先生因此归纳说，“这就意味着，由于自身的利益化与官僚化，逐渐丧失改革动力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在他们的尚有出息的子女这一代，获得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 这样，在习近平时代，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一步。”做为积极因素被列举的有秦晓关于普世价值的谈话。
三、军队少壮派的干政倾向。其中作为代表人物被列举的是少将刘亚洲。因为我后面有段文字公案需要说明，这里全文引证（标点符号亦照引）：“2010年高干子弟的发言者，最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空军副政委，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一月，他在昆明军区作了题为《信念与道德》的演讲；七月，在大陆反日浪潮中，他又联合十名将校连署发表呼吁，要求对外强硬，对内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仔细看刘亚洲的观点，其实是有三个基本点的。 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他对政治民主化的强调，以及在《中国改革得与失》里对现状的批评与分析：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 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成为了‘1999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刘亚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誉。”
第三点后半部分关于“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一文对刘亚洲思想的评价，完全是一个误会。这篇“中国改革的得与失”的作者不是刘亚洲，而是何清涟。该文曾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 第1期（总第76期）的卷首， 其主要内容曾以同名演讲公诸于2001年10月我在芝加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但误引的责任不在钱理群先生，而在于国内异议元老陈子明，是陈子明的“改造与建设”网站在2004年7月用“吴毅”的笔名，将我的文章署上“刘亚洲”的大名发表于该网站。我曾要求陈子明给我“吴毅”的联系方式，他推说电脑坏掉了，资料全部丢失，无法联系，他不了解情况。我当即指出一个事实：陈子明本人一篇以“王思睿”笔名撰写的“中国：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就发表于登载我文章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同卷的第三篇，并要求他更正。陈子明不予更正，只是将该文章撤下并私信道歉。但其时此文已在该网站上挂了三个月，以“刘亚洲”之名流传出去了。我是因为南京樊百华先生写文章引证“刘亚洲”撰写的“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一文内容，论证其“民主思想与对现实批判精神”，才知晓我的研究成果由陈子明的网站慷慨赠送给了刘亚洲。相比于始作俑者陈子明，樊百华先生磊落得多，为此专门写了“樊百华郑重公开致歉：《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一文的作者是何清涟而非刘亚洲”
由于文章谬传，钱理群先生看到“刘亚洲”此文，曾经当作太子党有民主思想与批判意识，在他的文章“回顾2010年”里引证，大意如同此文。我看到后，因钱先生文章影响大，如果不予纠正，以讹传讹，将会留下一段公案，于是在2011年7月18日致信特别写信给钱理群先生，希望他能更正，次日即获钱先生答复，表示此文是朋友在网上流传开的，今后“如果正式发表或者收入他的文集，定当纠正。”这次被再次引证，不知何故。我于2月19日再次去信给钱先生。钱先生于2月20日回函：“香港发表拙文，并没有通过我，我还是从你的这封邮件里才知道此事。我也无力去责问。你要发表文章订正我的错误，也好，免得再误传。”
讲这段公案的原因，是因为据我本人的文章来判断“刘亚洲”具有民主思想及批判精神实在不妥。我甚至也怀疑署名“刘亚洲”的其他文章是否也是某些人故意张冠李戴送给他的。我曾在Twitter与腾讯微博上都谈过此事，刘将军的弟弟刘亚伟亦活动于这两个地方，相信他看到了。我希望刘亚洲先生能够出面声明一下，“中国改革的得与失”并非他的作品，这有助于受众正确理解他的思想。
现在再回过头来讨论钱理群先生的文章。除了这点误会之外，钱先生这篇文章对于了解当今中国的政治动态，以及今后中国是否有自上而下发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等，还是很有帮助的。但因文中老红卫兵的“太子党”及“红二代”的动向多发生于今年2月重庆王立军事件之前，我来补充一点我的分析：
一、最近对以重庆薄熙来为首的政治势力的打击，是胡温及现任政治局常委们对从前年开始日甚一日的党内批评声浪的回应。以张木生为主的批评声音，其代表作是由共识网负责人周志兴亲自采写的“共识之途——采访张木生”。该文的一些言辞应该已经超过胡温等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容忍底线，比如“确实有人这样想，再有一年多就该交班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二、以中国今天之状态，正如我2004年“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一文中所分析：支撑中国社会的四根支柱，社会整合力量──道德秩序、支撑一个国家的生态基座、标识一国生存底线的就业状况均已严重破坏，只剩下政治权力整合，即高压维稳，在此情况下，中共不思变革，国家前景堪忧。
三、所谓“太子党”，只是家庭背景相似，比如父辈与中共建政有关。但就其既得利益与思想取向来说，各不相同，因此并不是一个铁板一块、有极强政治行动能力的利益组合。比如现在已经大位在望的习近平，与上位艰难的薄熙来以及无缘进入政府系统的军队太子党，其立场肯定不一样。如果习近平能够顺利上位，并通过制度化管道控制局面，他为什么要与咄咄逼人的“太子党”与军队少壮派结盟，让他们成为日后挟制自己的强势力量？
四、在一党专制不变的前提下讨论中国十八大由谁上位，对中国前途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差别只在于中共统治能够延续的时间长短而已。比如某个利益群体中的人多活上一、二十年，这对于个人及家族来说，可能具有决定意义，但对于中国社会演变及人类历史来说，则是一个基本可以忽略的时间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