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解码之《关雎》之谜(图)

发表:2011-12-22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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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大儒认为《关雎》的主角是文王与太姒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今天的人读《关雎》有一个最常见的错误就是把“君子好逑”的“好”,读成爱好的“好”。实际应读成“郝”,因为“逑”的意思是匹配,不是“追求”的意思,所以“好逑”,就是好的伴侣,好的配偶。淑女的“淑”则是“善”的意思,所以窈窕淑女不能简单地解释作“美女”,而是指一个内外兼备的女性。这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字面上解释应该是“那品行善良的优雅女子,是君子的好伴侣”。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首流传了数千年,被每一代中国人所传唱的诗篇,在当今绝大多数人的眼中毫无疑问是一篇浪漫的情诗。“五四”之后的学者们多数也把它作为爱情诗来看待。那么《关雎》被放在儒家最重要经典之一的《诗经》的第一篇,难道说传承道德文章的儒家圣贤们同样也是饱含浪漫情怀的诗人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背后,还有很多今天的人看不透的谜。

司马迁的《史记》里说:“《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也就是说《周易》以《干》《坤》两卦为基石,象征着天地设位、卑高以陈,奠定了宇宙与人世间秩序的基础。而《诗经》则以《关雎》开头,也点明了整部《诗经》的关键。《关雎》是怎样一首诗,难道一首爱情诗在古人的眼中竟能和象征天地的《干》、《坤》两卦相提并论吗?

《诗经》是孔子所编纂的诗歌总集,在305首诗篇中,貌似情诗的不只《关雎》一首,为何偏偏《关雎》被置于篇首?对所有入选的诗篇,孔子有一个总体的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不管思想和情感的基调如何,《诗经》三百篇,都没有偏离“道”与“礼”的邪思杂欲。至于针对《诗经》中的个别篇章,孔子则很少给出具体评价,但《关雎》又是一个例外。孔子对它的评语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赞美之意溢于言表。为何今天的人作为爱情诗解读的《关雎》竟能享有如此殊荣呢?让被尊为圣人的孔子对它赞不绝口?

汉代解释诗经的著作《毛诗序》,一开头就解释所谓《国风》的“风”是一种委婉间接的教育手法。至于《关雎》的主题,《毛诗》则说是“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就是说圣人要使社会道德规正,首先要从男女关系开始。而《汉书》里也说婚姻是“纲纪之首,王教之端”,就是说历代的儒家都认为要使社会道德回升,首先应该从婚姻关系开始。孔子是生活在春秋时代,是“礼坏乐崩”的时代,而孔子以拯救天下人心为己任,所以他把《关雎》放在《诗经》的篇首,应该说动机是非常明确的。

在历代解释《诗经》的著作中最具权威性、影响最深远的,当属于汉代毛亨、毛苌二人所著的《毛诗序》,它为《诗经》的每一首诗歌都写了一个序言,以阐明这首诗的中心思想。每一首诗的序言叫“小序”,相当于书中每一章节的序言;而整部《诗经》又有一个“大序”,相当于全书的序言。而这个“毛诗大序”差不多有一半就是为《关雎》写的。可见《关雎》在儒家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毛诗序》中说《关雎》是为了阐明“后妃”之德。那这个“后妃”指的是谁呢?诗篇中的“君子”和“淑女”又是指谁呢?

最早〈诗大序〉记载,认为这是赞颂文王及夫人太姒的一首诗。“君子”就是指文王;“淑女”是周文王的妻子太姒。《关雎》篇正是描写文王求娶太姒的过程。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持这个看法,朱熹的《诗集传》也是这个看法。现代人读《关雎》有一大误区,就是把“君子”和“淑女”理解为对一般人的尊称。可是在春秋时代,“君子”、“君子”,吾君之子。这是对特定身份贵族的称呼。《关雎》篇里说:“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琴和瑟一般的士还可以用,但是“钟”就是非常高规格的礼器和乐器了,在先秦时代绝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的。而在迎娶这个女子的时候竟然用到了带有编钟的乐队,所以这绝不是一般的婚礼。婚礼的男女主人公也绝不是一般身份的人。

《关雎》中有一句是“参差荇(读“幸”)菜,左右流之”,这个”荇菜”,也不是一般的食用野菜,它是一种很洁净的水草,古人把它拿来当作祭品,祭祀宗庙。这也暗示了这段婚姻的价值与神圣性。

从另一方面看诗经的《风》《雅》《颂》三个部分,《大雅》以《文王之什》开篇,表达对周文王的歌颂与追思;《颂》以《清庙》开篇,盛赞文王的美德。都是以文王为主角。那么《国风》以《关雎》开篇,讲述文王求娶太姒(读“四”)的过程,看来就顺理成章。孔子志在恢复周礼,在《诗经》篇章的安排顺序上,就会体现出这一思想,汉代经学大师郑玄认为《风》《雅》《颂》每一类诗歌的第一篇都有特殊意义。“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也”,而有周一朝,“王道”的开创者和实践者又首推文王。所以历代大儒认为《关雎》的主角是文王与太姒就不无道理了。

那么,文王求娶太姒的故事为什么得到儒家的如此推崇呢?那就要从太姒是谁说起,

太姒是莘国姒姓的女儿。后人又尊称她为“文母”。在周朝初年有三位伟大的女性,分别是文王的祖母太姜,他的母亲太任和妻子太姒。太姒嫁过来以后,她继承、光大了文王的祖母和母亲的美德,“文王治外,文母治内”。她不仅给了丈夫莫大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她一共生育、教育了十个儿子。这其中就包括后来的武王和周公。所以说她是“后妃之德”的典范。

雎鸠是南方的一种水鸟,朱熹的《诗集传》说这种鸟“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不相狎”,就是说这种鸟不同于别的动物,雌雄是有固定的配偶的,情意专一;平常一起出来活动时举止高贵,不会放浪不装重。所以就用这种水鸟来比喻夫妇间应该有的关系,而文王与太姒正是这方面的典范。

《关雎》讲述的是周文王求娶太姒的过程,那么诗中的“寤(读“悟”)寐思服(读“必”)和“辗转反侧”是表达主人对意中人的思念吗?有研究者认为,这背后还有不为人知的更大谜团。请继续关注——《诗经》解码之《关雎》之谜。

今天的人之所以完全把《关雎》作为一首爱情诗来看待,是因为从字面上看,它确实细致地描绘了主人公在寻求自己意中人的过程中情感与心理的活动。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那窈窕高雅、又善良的女子,主人公无论是在梦中还是醒来,都想与她结为连理;想求娶她而又不如愿,无论梦中还是醒来都在思念;长夜漫漫无尽头,主人公辗转反侧都难以入眠。短短几句,一位年青人恋爱中的焦虑心情跃然纸上。

对于“寤寐思服”和“辗转反侧”这样的心理刻画在后世儒家的注释中并没有特殊的解释,近代以来,人们更直接将其视为爱情的烦恼。然而这种焦虑是否就是、或者说仅仅是爱情带来的呢?今天的研究者有人持不同的看法。

我们在解读《关雎》篇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了《诗经》中有另一首非常详细地谈到文王与太姒婚姻的诗,就是《大雅》的《大明》篇,《大明》篇里有一句“文王初载,天作之合”,文王年轻的时候上天给他安排了婚姻;诗经中的“天”与“帝”、“上帝”的意思都是相同的,都是指神。另外还有一句是“文定厥祥”;这个“文”应当是指卜辞,也就是请示神意,显示这段婚姻是吉祥的。所以文王求娶太姒并不简单是追求爱情幸福而已,它是有神谕的内涵在。

《诗经‧大雅‧大明》篇中用相当的篇幅讲述了文王的婚姻:“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丕)显其光”。

文王迎娶的这位淑女是大国国主的女儿,诗中歌颂这段婚姻是“天作之合”,是出于上天的安排。文王为了达成婚姻,亲自来到谓水之滨。因为当时渭水上并无桥梁,于是用船连接起浮桥,迎娶的仪式非常隆重有荣光。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监”就是省察,就是说上天监看着人世间的一切,而文王是上帝(天帝)选中之人,天命集于一身。后面这句就非常关键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就是说上天不只选中文王,而且还给他安排了婚姻。“天作之合”这四个字非常重要,这说明文王的婚姻是他所受的天命的一部分,是他领受的一个神谕。从《诗经》的其它篇章中看,文王与太姒的婚姻对于整个周国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具体他是怎么领受这个天命的呢,有可能是通过占卜,有可能是通过别的方式。因为从《诗经》中看,文王与上帝(天帝)的关系是非常特殊的。

“文王受命”是诗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在许多篇章中作为宇宙之主的天帝对文王几乎是耳提面命,谆谆教导。在《大明》篇的后面接着说:“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上帝有命自天而降,授与文王。建立周国、兴建丰京(丰邑),并且从莘国迎娶太姒。在《诗经》中,文王与太姒的婚姻竟然和立国建都相提并论,为什么会如此重要呢?

《大明》篇接着给出了答案:“长子维行,笃(读“赌”)生武王。保右命尔,燮(读“谢”)伐大商”。太姒所生的长子伯邑考英年早丧,但幸好太姒养育了伟大的武王。武王得到上天的保佑,最终完成了伐商的大业。没有太姒,就没有武王,也就没有最后克商大业的成功。在周人眼中,正是上天赐予了太姒这位伟大的妻子和母亲,才有周朝王业的大功告成。一切与周人的国运有关之事,都是来自于上帝的安排,而文王的婚姻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如果从神谕的角度来理解《关雎》里的“寤寐思服”和“辗转反侧”两句,就会完全打开另一个视野,文王“辗转反侧”所焦虑的,“寤寐思服”所挂念的,并不简单是对太姒的爱慕,而是如何去完成他所领受到的神启,而这个神启对整个周部族未来的命运是非常重要的。

从《关雎》中看,文王迎娶太姒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有“求之不得”一句。简单地说,当时的人们还没有能力在渭水上直接架设桥梁,而太姒又是“大邦之子”,她是大国国主的女儿,你不能说划一个小木船儿就把她娶过来,得合乎礼、得合于她的身份。那么这个会不会是造成文王“辗转反侧”、难以入寐的一个原因呢,那就不排除这种可能。最后《诗经》中也有说,是“造舟为梁”文王是架起浮桥把太姒迎娶了过来。以当时人们的能力,要在渭水上架设浮桥也不是一个小的工程。但是最后婚礼办得非常隆重,“丕显其光”,很有荣光。圆满地完成了这个“天作之合”——上天交与的缔结婚姻的这项任务。

汉代的《毛诗序》虽然坚持了从道德教化角度阐发《诗经》内涵的原则,但《诗经》中天启神谕的思想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谈化了。近代人更单纯以情感抒发的角度来理解《国风》,将儒家作为教育手段的“风”,单单解释为“风俗”、以至于作家外出体验生活也叫“采风”。那么除了天启神谕之外,我们还能从《关雎》中解读出古人怎样的深远用意呢?

进了近代,反礼教潮流蔚然兴起,对于近两千年儒家以王道教化解释诗经的观点,许多学者斥之为迂腐和穿凿附会,是对人类情感的束缚,这直接带动了人们将《关雎》作为爱情诗的解读。如果我们回溯孔子编纂《诗经》的动机。他是怎样理解人类情感与王道教化之间的关系呢?

《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子夏去向孔子请教“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句诗应当如何理解。孔子只是随口开示了一下“素以为绚”这句的解释——作画要画在白色的绢上。没想到子夏灵机一动,说:要先有白色的绢才能作出美丽的画,先有美的材质,而后有美的姿态,正如人要有纯正忠信的本质,再来学礼才有用处是吗?”孔子很感慨地称赞子夏说:“你真是启发了我,看来我是可以和你一起来讨论诗歌的意义了。”

这个典故说明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从道德教化角度来理解诗歌是符合孔子本意的。因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是称赞美女图像的诗句,虽然没有直接谈伦理道德,但是孔子肯定了子夏对它作道德上的解读。第二,孔子认可了在人性善良的基础上才有“礼”的规范,“礼”就是为了适当调和人的性情而存在的。

礼是一个内涵宽广的范畴,在宇宙观层面,它象征宇宙的秩序;在社会层面,它体现为不同身份的人的行为规范;在一般生活层面它体现为礼节、礼貌。人在不同场合言行是否适宜,就是用它作为标准来判断。所在生活层面,它就是人的情和欲之外的,去规范和指导人生活的东西。

在《关雎》当中,一般读者看到的是主人公对意中人的朝思暮想;因为“求之不得”而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然而孔子对这首诗的评价却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与一般人的感受可以说是相差甚远,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表明了一种情绪状态,就是不走向极端。快乐不过头,就不会走向放浪;悲哀不过头,就不会走向哀痛、或者给自己带来伤害。这也就是儒家所推崇的一种“中庸”的态度。那么是如何达到的呢,就是把这个“礼”,内化成自己的道德,主动去调节自己的心理达到的。

在表达情感的过程中,“礼”的直接作用是设置一个媒介,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华民族含蓄的性格。男婚女嫁一定要通过媒人从中撮合,无媒妁而私订终身是社会不能接受的伤风败俗的行为;即使在后来社会风气相对开放的时代,男女之间表达爱慕也是通过互换信物、传递诗文来实现,而不是像现代人这样当面倾吐爱意。

在前面子夏向孔子问《诗》的典故里,孔子认可了子夏先有人之性情,而后有“礼”的规范的观点,那么“礼”真的是对人的性情的束缚吗?

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礼”好像就像是汽车前面的保险杠,在外力冲撞发生时起一个缓冲和隔断的作用,所以它是一种保护,而不是束缚。保险杠是缓冲外力冲撞的一个媒介;而“礼”是缓冲情绪冲撞的一个媒介。因为情绪有一个特点,它不稳定、易变;而且人在受情所支配的时候也是不理智的。所以在人的情之外设置一个“礼”的缓冲地带,它就使得人的情绪表达不直接、不激烈。因为物极必反,它(情绪)走向极端就容易变坏了;所以“礼”的规范就使人的情绪总是保持在一个持中、缓和的状态上,它就不容易变坏,不容易给自己和别人带来伤害。孔子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应该就是对主人公时时以“礼”来约束自己情绪的一种肯定。

古人常说诗礼传家,诗与礼相提并论,在很大程度上诗歌和礼一样在全社会的尺度上,发挥着疏导和缓冲情绪的作用。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当然诗歌可以用来抒发不满情绪,但儒家并不主张激励抗争的行为。在没有传媒概念的古代,人们把自己内心的情感通过诗歌抒发出来,如果是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就能引起别人的共鸣,而诗歌又有韵律,朗朗上口,就会被许多人传唱。天子专门委任有采集诗歌的官员,就会把这样的诗歌呈报给天子,天子从而会反省自己在政治上的过失,加以改正。在古人的眼中,文学的现实意义远远超出了今天人所理解的娱乐的范畴。

除此之外,《诗经》开创了赋、比、兴的文学手法,它不仅起着修辞的作用,而且也起着规范、缓冲情感的作用,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我们民族的性格。

古人写诗不会像今天的人一样直白地表露情绪,高兴或悲伤。他是先描写一段景物,然后把自己的情绪蕴含于其中,这就是“起兴”。比如《关雎》这一篇里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诗人不会直接地说我多么的思慕那位姑娘啊,他是经由看见这个雎鸠鸟,这种忠贞的水鸟双双对对的互相鸣叫,来引起后文对于婚姻的想法。

中华文明真是只能用“博大精深”四个字来形容,短短的一首《关雎》不仅包含着天启神谕、道德教化,还能从中解读出“礼”的真义、什么是健康的情感和民族性格的渊源。《诗经》不仅是文学作品,更是史诗,记录着历史波澜变换中当事人的所思、所感、所悟。

 

来源:新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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