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激战场景（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大清亡国何其速
一百年前的十月十日，因革命党机关暴露、名册被搜，一场仓促发动、群龙无首的新军起义在武昌爆发。这是一场原本毫无胜算的军事暴动，因总督瑞澂弃城逃跑而意外成功。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多米诺骨牌效应发生，超过三分之二的省份群起响应，纷纷“独立”，清朝大局“顷刻糜烂”，势如风卷残云。惊惶失措的大清皇室在铺天盖地的革命风暴中只支撑了四个月，就再也无计可施，不得不低头认输，黯然逊位。随同清政府一同退出历史舞台的，是自秦始皇以来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帝制。
革命胜利之速令世人惊讶，也令包括革命党和旧官僚在内的各方当事人措手不及。革命爆发之前，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载沣、流亡海外的革命领袖孙中山、隐居乡里的“离休老干部”袁世凯，谁也不曾料想到大清国的最后时刻会来得如此迅捷。倒是反对革命的立宪派领袖梁启超在痛责清廷缺乏政治改革诚意时曾经说过，“徒以现今之政治组织，循而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以‘宣统五年’四字连成一名词者”。梁启超并非盼清朝速死，他是恨铁不成钢说气话，却无意中作出了清朝覆灭的精确预言。
此前，太平天国曾打下半壁江山，清朝没有垮；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惨不忍睹，清朝也没有垮；八国联军打得皇上皇太后餐风宿露狼奔鼠窜，清朝还是没有垮。为什么辛亥年忽然就挺不下去了，一泻千里，匆匆忙忙“亡朝亡国”？难道是革命军太强、政府军太弱？当然不是。各地革命军全都仓促成军，是临时拼凑且缺饷缺械的乌合之众，真要上了前线，与训练有素的北洋军真刀真枪开战，想要取胜其实很难。
辛亥年大清亡国，主要应归责于清廷行为失当、举止失措，是他们的自私和愚蠢害苦了自己。有些早就该做的事情，他们做得太晚、太不情愿──比如选议员、开国会；有些必须做好的事情，他们没有做好、甚至做成了坏事──比如把万众期盼的“责任内阁”做成了人人唾骂的“皇族内阁”；还有一些不该做、至少应该有所克制有所收敛的事情，却依然天天在做，而且做得满不在乎、不亦乐乎──比如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官商勾结、巧取豪夺、贪污腐化、吃喝玩乐。
除此之外，还有两点最最重要的教训，值得后人特别记取：第一，“太子党”是祸害；第二，军队靠不住。这两个教训非常惨痛，是大清国用泪水和“国运”换来的，宝贵之极。大清之亡，与此攸关。
太子党是祸害
清朝二百六十馀年，只在康熙晚年、宣统年间闹过“太子党”，其余时间皇亲国戚只享尊荣，不掌实权。慈禧当政时期最有权势的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一班汉臣，她虽然启用了一批亲贵担任要职，但主要是为了权力平衡，对汉族权臣加以掣肘，而不是要让“太子党”独霸实权，一统天下。若慈禧只信任依赖皇家人、娘家人，不光她垂帘的宝座坐不稳，只怕大清朝也早就玩完了。
但是，年轻的监国摄政王载沣不懂这些道理。他和“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的想法一致，都认为“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比较靠得住”，把权力传给自家人最安全可靠。载沣一上台，就拿“政绩第一、权倾朝野”的汉臣袁世凯开刀，命其“回籍养疴”。平白无故得罪一个羽翼丰满的强人，等于既失去了一个可以依赖的能臣，又增加了一个难以对付的强敌，一减一加，这笔买卖亏大了。罢免袁世凯之后，载沣全面收权，兵权、财权、人权、事权，还有连图纸都没画好的铁路“路权”，能收的不能收的通通都想往上收。收上去的权力全部交给宗室亲贵，就是如今叫做“太子党”的那些人。首先是交权给两个亲弟弟、当年闻名全国的俩贝勒──载涛和载洵。兄弟三人吃相难看，囫囵吞枣把禁卫军、陆军、海军的军权一股脑儿全塞进肚子里，却根本消化不了。其次是把所有关键职位全都换上皇亲贵冑。对载沣来说，岂止是汉人信不过，即使是满人，不在小圈子之内的，也都信不过。端方是满臣中能力最强、资望最高的一位，铁良是号称最“知兵”的旗人，因不在“太子党”，也只能靠边站。
用人只问血统、不问才能，升官只论亲疏、不论贤愚，一味从“太子党”小圈子中选官拔将，最后，把万众期盼的“责任内阁”组成了人人唾骂的“皇族内阁”。“皇族内阁”具有极其恶劣的现实意义和现时现报的“历史意义”：朝廷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别人无可替代的巨大贡献，它使立宪改良运动的声誉一落千丈，使政治改革的政绩一钱不值。当然，也把许许多多原先怀疑革命、反对革命的人变成了革命派。可怜的是，载沣闯下大祸而不自知，他满以为他是为满族谋永福、为皇室求久安。殊不知，“太子党”当权才真正是断了朝廷的后路、拆了皇家的台面，皇族从此陷于空前孤立，满汉矛盾变成政治焦点，革命成为人心所向。论亡国的教训，“太子党”岂非祸害？
等到革命风暴来临，需要“太子党”们出钱出力、流汗流血的时候，摄政王这才猛然发现，权力掌握在别人手上有用，掌握在“太子党”手上，除了贪腐、玩乐、招人唾骂之外，一点正用也没有！革命党一颗炸弹，吓得“太子党”不敢上朝，甚至不敢继续住在北京（当今中共“太子党”更甚，共产党掌权还掌得好好的，亲眷财产就已经转到国外了）。指望那群养尊处优的纨绔子弟上阵杀敌、保皇救国，是天大的笑话。于是，朝廷只得低三下四请求三年前被无情放逐的袁世凯出山，把当初辛苦收回的权力加倍奉还出去。可是不顶用了，前无知遇之恩，后有杀身之祸，袁世凯岂肯忠心效命？孟子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袁世凯借革命之机逼退清廷，不也是该当的吗？
军队靠不住
亲揽兵权、整军备武，以此为第一要务，这是醇亲王载沣以“谢罪专使”身份向德皇威廉‧亨利讨教到的治国高招。当上监国摄政王之后，载沣立即照此办理：设立禁卫军，由自己亲自统领；代替儿皇帝任全国军队大元帅，相当于今之中央军委主席；剥夺地方督抚兵权，收归中央陆军部；设立军咨府，相当于今之军委总参谋部，以载涛、毓朗（皇族）为军咨大臣；设立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摄政王高度重视“新时期军队建设”，他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是要把“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军权全部揽入他们贤昆仲手中。可惜兄弟三人苦心经营三年，对军队的指挥能力仍然比不上削职为民隐居洹上的“垂钓翁”袁世凯。
据张之洞的亲随回忆，张之洞曾劝谏摄政王不要急于把军权交给“年幼无知”的涛洵两贝勒，因为领军打仗不是儿戏，是需要经验与智慧、勇气与胆量的。载沣竟以“不干汝事”回绝，气得张老先生一病不起。张之洞病危，摄政王亲往病榻探视，忧心忡忡的张之洞临终告诫摄政王要善抚民意、防范民变，载沣安慰老臣道：“不怕，有兵在。”
摄政王真是一门心思把宝押在了军队身上。他与后来的“伟大领袖”心有灵犀，均认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流氓哲学。与后来的“总设计师”也所见略同，都相信只要“军队在我们手上”，“大气候”、“小气候”、“动乱”、“反革命暴乱”就可以平息。很不幸，摄政王、“伟大领袖”、“总设计师”在相同的问题上犯了相同的错误。摄政王运气不好，自己亲尝苦果；“伟大领袖”和“总设计师”把苦果留给了他们的继承者，若死不认错，将来未必不步摄政王的后尘。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已经雄辩地证明：军队靠不住。对一个失去民心的坏政府来说，军队尤其靠不住。辛亥革命的主体不是农民、工人、市民，更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恰恰就是朝廷寄予厚望，赖之以保卫政权、镇压革命的正规军，就是政府花大价钱维持、以高薪饷供养的新军广大士兵。当年，孙中山、黄兴曾经主要以秘密会党作为革命突击队，但难以奏效；后来，一部分革命党将工作重心从联络秘密会党转到渗透各省新军。宋教仁说，“革命之力宜借旧政府之所恃者（政府军队）”，此举成效斐然。不久之后，新军成为革命的温床、共和的摇篮。辛亥革命不仅第一枪发于政府军，自始至终，革命的主力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革命力量，都是原政府的正规军。相对而言，会党、商团、民团，以及其他民众革命组织，则只是辅助性的革命力量。
就在南方新军纷纷倒向革命之际，北方的军队也不再俯首听命。驻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发动兵谏，向朝廷提出十二条政纲，要求立即实行英国式君主立宪。接着，驻守石家庄的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又密谋革命，试图与张绍曾、蓝天蔚（此三人并称“士官三杰”）以及刚“独立”的山西都督阎锡山部会师，然后直捣龙门、攻入北京。若不是吴禄贞不幸被刺身死，大清国的下场还不知有多么狼狈多么悲惨。而吴禄贞、张绍曾，恰是摄政王三兄弟视为心腹、用以抵制袁世凯兼拱卫京畿的重要将领，没想到竟比袁世凯更不可靠。
南军革命，北军兵谏，军队何尝靠得住？然而，冷落了立宪派，疏远了汉臣，激怒了绅商，大清国又能依靠谁呢？最后时刻，只得把国运和孤儿寡母的性命完全托付给头号强人、老牌政客袁世凯。而对大清国最后的致命一击，当然也就来自于袁世凯及其麾下的中央军。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六日，由前线指挥官段祺瑞领衔、囊括大清国几乎所有将领共四十六人联名要求朝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皇室尊荣，宗藩生计”，军队将概不负责。至此，军队完全与朝廷翻脸了。岂止是靠不住，军队乃是双刃剑，一旦将内政押宝于军队，对政府而言，是自救，还是自杀，也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一百年前，大清国指望“太子党”坐江山、军队保江山，在革命中覆灭了。一百年后，有同样打算的某党，可知错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