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历史，从来都不缺甘为权力奴才的人，但他们都讳言自己是奴才，卖身给权力者作威作福，是荣耀的；但被称为奴才总是不光彩的事。到了清朝，奴才的称号才变得有头有脸，汉人想对帝王称自己是奴才还不配，因为那个朝代，奴才代表著一种地位和荣耀。
到了毛泽东时代，奴才固然很多，但大部分人是出于政治恐惧，另一部分人是出于对领袖权威近乎宗教式的迷信，像郭沫若那样真正以做奴才为荣耀的，毕竟是少数。但到了后六四时期，做奴才做得有滋有味，毫无羞耻，这是当今中国的一大景观。毛时代是因惧怕而不得不做奴才，否则人的肉身可能被消灭，家庭遭迫害，至少基本生存的条件都受到威胁。而在今天，拒绝做奴才却一般不会活不下去，但奴才一族居然越来越昌盛，因为这已经成为利益交换，只要做稳了奴才，主子会有很多金钱、地位、待遇的实质回报。
最近有四个知名奴才被艾未未在微博公布了他们的手机号码，分别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主笔王文、演讲名嘴司马南和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他们一个比一个活得有头有脸，但他们和受雇于政府全天候禁锢和虐待陈光诚的流氓实际上是“同类项”，只不过前者靠出卖灵魂换取锦衣玉食，后者靠出卖力气和拳头换取残羹剩饭；前者揣摩主子的心思，把主子想说而一时不方便说的话抢先说出来，后者是把主子要做又需要遮遮掩掩的事情卯足力气给办了。不管大小，都是奴才。
《环球时报》本来就直属《人民日报》，它在所有党的喉舌媒体中，向来表演打手角色，而总编辑胡锡进、主笔王文又是批艾未未的急先锋，最密集时同一天连发三篇讨伐檄文。而司马南则一再诬指艾未未、陈光诚“拿了美国的钱”，做西方势力的“棋子”。政法大学的吴法天则向当局献计，建议用“非法集资”来整肃艾未未。他们做恶犬之所以吠遍天下无敌手，全在于他们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为后盾，披挂著刀枪不入的盔甲，而非但艾未未、陈光诚没有平等辩论的权利，就连这个国家的国民，都没有如何自由表达意见的平台。
说来，二十四小时监控盲人陈光诚的那群流氓也是如此，他们的雇主就是国家专政机器，他们不会因为殴打虐待他人而受到法律追究。但是如果他们离开了警察的保护，在换班回家的乡间小路上被同情陈光诚的乡民痛打一顿，情况就不一样了，在这个特定的时候和特定的环境，他们不再是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只不过是鲁迅《阿Q正传》里的王胡、小D，被义愤者按倒在庄稼地里修理一番，打了是白打。这和他们此前虐打陈光诚一家和围殴探访者相比，只是小菜一碟。
艾未未公布那四个奴才加流氓的手机号码，就产生了这种效果，在电话、短信的特定空间里，他们一时失去了权力的荫佑庇护，几分钟内手机打爆，短信挤爆，都是责骂甚至被粗言问候祖宗十八代。此时，他们那付刀枪不入的盔甲马上就被剥了下来，还原成几条肥肥白白的可怜虫。据称，四个奴才中有三个向艾未未乞求“私下和解”，又向社会呼吁“文明表达观点”，而且《环球时报》还发文章敦请官方出手保护，“积极行动起来，对上述违法及犯罪行为形成打击之势。”
然而当官方非法拘禁艾未未八十二天时，当陈光诚一家被残酷虐待时，怎么不见他们出来呼吁要文明要守法？现在他们夹著尾巴的委屈可怜的样子，真是天大的讽刺。艾未未公布他们的手机号码，是继全民借债之后又一出彩的行为艺术，他直接诉诸社会公义和良知，让以做奴才为荣耀的无耻之徒明白，为虎作伥不是没有报应的，你得了多少实利和荣耀，就有多少耻辱的烙印。
值得欣慰的是，无论借款给艾未未的素不相识者，还是络绎不绝探访陈光诚的网民，加上打爆这四大奴才手机的义愤者，都以80、90后居多。指望奴才回头是岸，刮去自己奴骨上的毒是不可能的，但未来一代知道荣耻和是非，这比什么都有意义，在这个比赛无耻的当今中国，最需要拍案而起的勇者，才能让奴才有所忌惮。今日新生代的表现验证了韩寒所说，这代人“将把中国带去一个好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