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教科书让我们丧失了什么？
在第一部分结尾我强调过，历史教科书给我们灌输了什么这个问题，并不是太重要，因为在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思想是无法完全遮蔽的。关键的是在第二个问题：教科书让我们丧失了什么？我们今天重点讲讲这个问题，这个要害。因为我们本来拥有什么和我们应该拥有什么这两个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的。尤其是后面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拥有什么？”我们是不清楚的。我想谈谈三方面的丧失：第一，历史教科书让我们丧失了基本的推理能力；第二，历史教科书让我们丧失了历史感；第三，历史教科书让我们丧失了道德感；下面分别展开。
首先，历史教科书让我们丧失了理性，丧失了基本的推理能力
我还是从上面提出的“假如没有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问题说起。这样的说法，不仅出自我们老百姓，也出自我们的学者，知识界也有这么说的。这个说法的问题在哪里？我认为，它来源历史教科书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来源于历史教科书对我们推理能力的摧残。我想先请诸位同学谈谈你们的认识。
（同学讨论，此处略）
我这里仅仅只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并不准备提出我自己的结论。就是我们不能把时间的先后关系和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混在一起。因果关系是一种多元关系、是多因多果的。看看逻辑学的东西就知道，因果关系很多时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多因多果关系。要建立一种直接的因果决定论（原因决定结果）在逻辑层面看似简单，但在事实层面，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层面却是十分复杂的。即使是在自然科学界，也一般只提统计学上的相关，一种概率性的正相关关系，而不谈所谓的因果关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更没有绝对的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存在。所以所谓的因果关系往往是指某种概率性的归纳与假说，统计学上的相关性，这种假说需要证明，需要证伪。
具体来说，“改革开放”的“原因”我们可以找出上百种、上千种来，而“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中一种；同样，作为文化大革命之结果，我们同样可以提出数十、数百甚至无穷数，而改革开放只是其中一种，且其关系远非那么直接。同学们已经从几个层面触及这个问题：包括这是完全不同的层面，其间没有必然关系；时间上的先后并不就是逻辑上的因果；纠错过程并非某种错误的结果，乃是其补救，是回到起点等等。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专家口中也会说出“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样的的话？我认为这跟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的单线历史叙事方式有关。因为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就是这么单线编下来的，于是我们就把时间的先后顺序和因果关系完全混为一体了。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其实就是这样来的。这种谬误在历史学上叫做“逆推”谬误——从结果推导过程，以结果证明原因。本来正常的推理能力是一种开放的思考方式，是对各种原因的探索过程，也就是说对于各种可能条件的探索过程，“因果关系”的追寻只是其中的一种类型。就算是基于上述的命题——“没有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就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必须论证，前件与后件之间的关系：是必要条件、充分条件还是充要条件？显然，这里没有任何构成条件关系的因素在。但某些人却以这种独断的方式，要建立一种封闭的单线的决定性的关系，以证明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这种企图本来经不起逻辑推论的，但却有市场，说明我们的基本推理能力已经丧失了。
这种逻辑推理能力的丧失正是历史教科书想要的结果。由于历史教科书的封闭的单线历史叙事模式，让我们丧失了多元判断的能力；历史教科书的单线叙事使得我们形成一种单线思考的思维方式，这种单线思维方式如同独木桥一样逼使我们按照它所设计的思路思考，得出它要建立的结论，最后落入它所设计的圈套之中而不能自拔。由此让我们完全丧失了正常的推理能力，丧失了建立正常的多元而开放式的思考方式。这等于是理性思考能力从我们的思维中被铲除掉了，等于把我们的大脑切割了一块，其可怕性是可以想见的。
其次，历史教科书让我们丧失了历史感，丧失了对人类自身的理解能力
有些东西，历史教科书并不要说什么，而是通过它的历史叙事方式与历史认识方式深深影响到我们的思维，让我们丧失了基本的历史感，丧失了认识人类自身的能力。这方面我要强调的是两个层面：以事实证明事实与以事实证明理论的谬误。这是历史教科书的最可怕的祸害，但我们并没有很好地清理。
我还是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延安整风运动是从毛泽东揪住王实味这个“典型”开始的。整风运动中的恐怖这里没有必要展开，王实味最后是被我们的安全部门（社会部）用石头砸死的，这就是延安“肃反”的残酷性。但有同学就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毛泽东在王实味被杀掉之后曾经写了一个批语：“还我王实味。”他就用这个例子来证明毛泽东很人性化、不残忍。这就是以事实来证明事实，我们很多人就是这么思考问题的。
有人问：“你说事实不能证明事实是什么意思？”其实这句话的完整表达应该是两句话——“事实不能证明事实，事实也不能否定事实。”这两句话想说明什么呢？它是说一个历史事实，或者说任何历史事实都是独一无二的。所谓独一无二就是它有自己特殊的时间、空间和情景。任何一个历史事实，不管它有多么小，它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一种独特的、具体的——我特别强调这一点——有特定的时间、空间和情景的“具体性”，它是独立存在的，具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它的独立存在本身就是它的价值，它并不要依附别的事实而存在。一个事实不能化约为别的事实，不能归结为别的事实之原因或结果，也就是说不能被别的事实除尽。这就是我们说的历史事实的具体性。这是一个层面。
第二个方面，强调历史事实的具体性也好，独特性也好，它本身不是用来证明或者需要证明的，而是需要我们的解释。凡是历史事实，在历史学里不是用来证明，也不是被证明，而是，历史事实存在需要得到你的全方面解释，你必须把它当做一个很具体的存在，一个你必须全面理解的事实和存在。这是历史学的一个基本功夫，就是去解释历史事实，这个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事实本身的因果，各种环境各种联系怎么来的，它的发展过程是什么，这是需要解释的，而不是用事实来证明什么。历史学应该说主要是个理解的工作，而不是证明的工作。历史学的理解工作，就是要把历史事实作为一个充满了矛盾、具有模糊性的存在。这个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面任何一个历史事实的表述都是很清晰的，让人看了感觉条理很清楚，原因结果很清楚，过程也很清楚，整个都干干净净的，好像也没有什么漏洞、没有逻辑的断裂，也没有别的事实需要填补。这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给我们的“幻觉”。但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学人进入历史之后就会发现历史事实本身的边界判断就很模糊，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是很模糊的。它需要我们进行判断，需要对它做带有主观价值的界定。比如在历史时间的界定方面，我们知道历史事实是一个连续的时间体，它是没法隔断的，也就是历史时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强行划分所谓的古代、近代、现代只是出于某种史学工作的需要，出于某种价值诉求。地理空间的模糊性也是如此。而关于历事件内部的各种冲突与矛盾，也是处处存在的。以“五四运动”为例，“五四运动”有很多力量存在，不仅有支持者，也有反对力量；在支持者中也有很多不同的团体，里面有不同的声音；甚至“五四运动”的口号都不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提出的，而是一个叫做“国家主义”团体提出的，他们与早期的中共是敌对力量，而组织者也是他们为主体。（就算是中共早期两位创始人陈独秀与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之前的1914-1915年间还发生过著名的论争，李大钊主张，就算是在最专制的国家中受苦，也比沦为亡国奴好，而陈独秀却是一个非国家主义着，甚至是将一切罪恶都算到国家之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但这些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就没有展现，没有矛盾的存在。在话语方面，大陆教科书把“五四运动”当做现代史的起点，似乎很重要；而台湾基本上就没有叙述，为什么“五四运动”的组织、领导者对与五四是这样的讳莫如深，而大陆却是这般的张扬？这些问题其实都值得深思。我曾经在《殷海光的困境》中提出过“五四运动的原生态”，也就是想把这个问题揭示出来，只有回到“原生态”，才能真正理解历史。
一个具体的历史事实，必须把它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解释，而解释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把这种矛盾性、模糊性揭示出来。我一般喜欢用“历史的原生态”这个词表述。
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任何历史事实首先都是人的事实，历史一定是人的活动。我们之所以把历史事实当做一个需要具体对待的过程，意味着把历史当做一个独立的主体来对待。而历史人物在历史之中是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的，他处在各种力量的冲突、矛盾之中，但他不一定能够意识到这种处境。历史学就是要把人物的这种状态、他所身处的情境解读出来。应该说一般历史当事人对自己的处境不都是那么清楚的，所以历史当事人往往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命运感。为什么会有很强烈的命运感？因为对当事人来说他不知道自己的处境是什么，他不知道这个环境将怎么变化，他的对立的力量会怎么运作，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运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些他其实都是不知道的。所以说他也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体。而且我刚才说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情境这三方面，历史当事人一旦他所处的情境发生变化，时间、地点发生变化之后，他的判断、他的心理状态、他的行为方式也会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跟我们说的人的内在一致性并不矛盾。不能用一个事实来证明一个事实，也不能用一个事实来否定一个事实，从人物的主体性角度讲，就是：我们要承认人是一个矛盾体，他是一个对自己不了解的矛盾体。要进入这种状态，就是说我们要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你要像他一样去思考、去感觉，这个时候你才会真正感觉到原来每个人物的那些看起来互相矛盾、让人不能理解的地方，其实是和他所处的情境变化有直接关系。这就是我们历史研究者要做的工作。不能把他简化为一个脸谱，简化为一个抽象的符号，人类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人存在，也没有这样的阶级还是政党存在。他永远是一个充满变化，充满矛盾，充满模糊性，一种随机应变的情境。“事实不能证明事实，事实不能否定事实”强调的也是这种历史人物的独一无二性。
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脑袋清醒的话能够自己判断。但有个问题更需要警醒，那就是“用历史事实来证明一个理论”。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做的工作就是这个，“用事实来证明理论”。历史教科书用中国近代一百五十年的历史来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来证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客观必然性”——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之类。历史教科书之所以变成“思想政治理论”，就是因为它想用历史事实来证明这个理论的存在。但是我告诉大家，事实它不能证明事实，但同样也不能证明理论。
可是有人会问，我们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一个真理假如不用实践——这个实践我们指的是历史实践——来检验的话，你怎么证明你的理论？这个问题我曾经专门讲过一堂课，今天我只能简单地把结论告诉大家：理论和事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实践层面属于经验层面，而理论属于逻辑的层面，或者说属于抽象思辨层面，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这两个层面它是分开的。实际上只存在一个经验的层面，并不存在一个逻辑层面。逻辑层面是我们思考推理的结果。就是说，所谓的逻辑也好、理论也好，意识形态也好，真理也好，都是我们思辨所建构的，而不是一种事实存在。它不是存在，存在的只有经验。
经验层面的事实，通过逻辑的归纳可以得出某种规律性的认识，但是这种“规律”只是一种假说，并非“真理”。它是无法“证实”的。打个比方，你从一千个个案中得出某种“规律”，但是假如在第一千零一或者第一千零二个个案时出现反例，那你这个规律就不成立了。尽管你可能很厉害，你能把一千年或者一万年的历史全部掌握了，或者一个很具体的历史事件，你把所有能够掌握的资料全部掌握到了，你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来，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所有的历史事实”是一个什么概念？刚才我说了历史事实边界是模糊的，边界是模糊性的意味着你无法“确定”“所有的历史事实”，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穷尽所有的历史事实，既然不能穷尽，就意味着你的归纳永远是一种不完全的归纳。不完全归纳自然不能证明你这个规律。所以说，所谓“规律”、所谓理论或“真理”是不能用历史事实来证明的，它的证明有自己的途径。
依据逻辑推论建构起来的理论（真理）与我刚才所说的“规律”是有差别的，我们把前者称作“真理”，它不是从经验里面推出来的，而是演绎的结果。真理的证明与经验事实无关，而只跟逻辑推理有关。我们认为，凡是宗教、道德、意识形态之类的东西属于真理，因为它表述的不是事实，乃是道德命令，是一种“应然”而非“实然”。
比如卢梭的“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个句子我们认为是一个真理，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它就不是对事实的描述，而是人类应该如何活着的道德诉求，一种道德律令。其实像马克思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各种主义也好，其实都是从这个层面，我们认为它是真理还是不是真理，我们只能从逻辑上判断它是对还是错，成立还是不成立。大家看了哈耶克的东西就知道，他根本不是从经验层面去否定社会主义理论的，而是从逻辑角度，就是从逻辑上你得不出这个结论，那么你就不成立。
而任何逻辑都有一个逻辑起点，一个“不证自明”的理论基础。这个逻辑起点是什么？我认为，这就是某种价值建构，某种最基本的价值诉求。这种价值是不需要证明的人类的基本价值，或者说是某种人类的道德底线，缺少这个底线人类就很难被认作“人”。
那些以事实来证明理论的行为，其实是对真理的误解。如果真理可以以事实证明，自然也可以以事实否定。真理的绝对性就成了空谈。
举一个例子，假如说中国近代一百五十年的历史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这个社会必然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马上可以找到一个反例：那么苏联的历史是不是否定了这一点呢？这就出问题了。所以说我们的事实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否定它。理论和我们的具体实践之间虽然有关系，但不是证明和被证明的关系，这一点要弄清楚。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就在做这个证明工作，就在用历史事实来证明某个理论，其实它是证明不了的，只能暴露某种权力对历史的阉割。历史教科书在中国成为“思想政治理论”，唯一能证明的就是权力对历史的强奸。
“近代史纲要”这个东西也不是我们的发明，而是苏联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就开始撰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个东西是斯大林用来建立自己绝对权力、独裁统治的工具。而毛泽东呢，在延安时期，他别的书读得不多，但这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却来来回回读了二十多遍，几乎能够背了。他为什么熟读这本小东西呢？他从中悟出了什么？说到底，就是悟出了“权力斗争”的把戏。悟出了通过篡改历史来打击对手、控制他人、建立自己绝对权力的把戏。延安整风运动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力，而其主要工具就是毛泽东亲自主编的“党书”。整风期间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话，“党书一出，他们就一个个投降了。”“党书”是什么？党书就是《“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这本“书”当时是作为秘密文件发给党内高层的，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按照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历史教科书”就是这样被用来当做权力斗争的工具，被当做“思想政治工作”，而真正的历史于是便消失了。
这就是历史教科书做的事，它让我们丧失了什么？不是事实、也不是理论，而是让我们丧失了对历史的理解能力，让我们丧失了对人类自身状况的理解，这才是一个更可怕的地方。这不仅仅涉及到知识状态，它更涉及到我们的生命状态，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历史，我们自然也就不能理解人类；我们不能理解人类，其实也就无法理解我们自己；而不能理解自己其实就是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依据，我们就是这样被历史教科书所控制，成为某种思想的奴隶。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