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网络，16岁的少年雷宗兴挖掘出尘封了一甲子的历史证据，并成功为自己的“汉奸”先祖平反。
历史学家托什曾说，“人人都是他自身的历史学家”。个人史是汇入正史河流的涓涓细流。哪怕只是一个少年只言片语的钩沉，也是重建被遗忘与被毁坏的历史的一砖一瓦。
郭庆萍70年的历史认知颠覆于2011年7月末一个晨霭轻绕的早上。此时她刚度过了思想激烈跌宕的三天三夜，——16岁的外孙雷宗兴用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和整个暑假向她证明，有些历史错了，例如郭家高祖郭葆琳是近代科学功臣，不是反动派。
这在时间维度上来说多少是个惊险的挽救——一个惴惴不安活在由别人界定的历史阴影下的垂暮老人，差点带着对先辈错误的怨恨走进坟墓。“愧对祖宗，也谢谢孩子。”郭庆萍感慨。
她的外孙、山东师范大学附中高二学生雷宗兴几乎是在睡梦中接受这份赞誉的，他太累了。和历史的较量困难重重，但他天性快乐，无所畏惧，并像大多数“90后”一样对所有新事物心怀好奇。“我喜欢探索，”他说，“只是我没有料到历史对普通人的影响也会如此深刻。”
外孙雷宗兴让郭庆萍拥有了直面自己家族史的勇气。她找出解放前的老照片提供给外孙，作为他书写家族史的资料。图中后排左二为郭葆琳。
在这位少年沉甸甸的书包里，历史或者说《历史》，是三本装帧精美的教材，里面宏大浩瀚地记录着王侯将相与国家兴衰。“像史诗和电影。但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自新世纪之初掀起的“公民写史”热潮所要致力回答的核心问题之一。关注公民个体与大历史的相互交汇、分享、参与和认同，成为探索多年后一个从学界到民间的共识。
现在，这股潮流开始向中学校园蔓延。2011年，受国内知名历史读物的发起和号召，超过1万名“90后”中学生从字里行间跳离出来，成为民间历史的搜集者和记录者。雷宗兴是其中一位。
“考试不作要求”
教育界一直忧心中国青少年历史知识薄弱。一家调查公司曾调查过北京、上海、武汉和深圳的1065名14岁至28岁受访者的历史常识，回答“不知道”的竟达78.6%。
郭庆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信十足地登上从济南开往青岛的列车，窗外再风驰电掣都让她觉得漫长。“我70岁了，70。”她喜欢向人这样重复。
但年龄并不是她所要强调的全部，还有一份难以觉察的乡愁。她离开青岛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一草一木依然熟悉，也不乏人情往来，但当她重新站在贮水山那座孤独斑驳的小洋房前，仍难挡岁月倥偬之感。当年的金碧御宅已污秽不堪，杂草深锁，三棵从日本移植的樱花树也不知所终。
郭庆萍在这里留下了美好的童年回忆。她的爷爷郭葆琳是民初享誉山东的学者，位及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民国青岛市政府秘书长和山东农校校长。“小时候我就穿毛料的衣服，家里还有司机。”郭庆萍说。
借助互联网，雷宗兴一步步还原先祖的历史足迹。他找到郭葆琳曾任校长的山东农业大学的历史照片给外祖母看。老人老泪纵横。（资料图片/图）
这在“文革”中引为灾难。1966年，红卫兵冲进院子，攻占这个“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家庭”。郭家成员自此四散至牛棚、劳改场或扫大街。在最艰苦的岁月里，抗战前早已去世的先人郭葆琳成为每个人沉重的包袱，甚至耻于提及。纵使到了第三代孙雷宗兴出生的1994年，郭家老人仍对那段历史心有余悸。
雷宗兴是新世纪里成长的一代，他的轨迹几乎与中国最波诡云谲的时代同步，一切都在迅速变化、交融和碰撞。他和更多身处其中的“90后”一样，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敏锐多元的触角。他们比任何一代人都早接触新技术和互联网，也比任何一代人都更接近世界的呼吸和心跳。他们渴望与众不同，渴望受到关注，渴望推陈出新。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学概念以来，“90后”一直是当下中国一个褒贬不一又经久不衰的话题。
16岁的雷宗兴浑身散发着阳光的气息，笑容灿烂，高兴的时候还会拍自己的额头。他拥有和青春痘一样旺盛的求知欲，他喜欢过的东西分别有：新闻、军事、评书、诗词，还有电器修理和设计各种古灵精怪的化学实验。
“大概从高中开始，”雷宗兴说，“我对自身产生了兴趣，我渴望知道一切与我相关的事情。”他和姥姥感情甚笃，时常抱着她的头听往事。从零散的叙述中，雷宗兴大致拼出郭家的历史脉络：外高祖父郭葆琳是民国官员和学者，济南青岛皆有房产，两个儿子留学日本，后开办实业，显赫一方。
这本该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姥姥的一声叹息却把他弄糊涂了——“我出身不好。”“您家有房有车，还说出身不好？”雷宗兴很不解，“如果要拼爹的话，我未必比得过您。”
雷宗兴的困惑并不是偶然。在重庆，高中生“重庆苇子”也一度对革命题材电视剧里六七十年代场景大为不解。“为什么当时的人们要穿这么古板的衣服，跳这么滑稽的舞步？”直至高二下学期，她在历史课本里找到了关于“文革”的内容，但很快，期望变成了失望——老师用不到10分钟的时间匆匆带过，原因是“考试不作要求”。
而山师附中高二学生乔俐萌，在听奶奶讲述知青往事的时候问了一个让对方语塞的问题：“不去（上山下乡）不行吗？”
中国青少年历史知识的薄弱一直是教育界忧心忡忡的话题。一家调查公司曾调查过北京、上海、武汉和深圳的1065名14岁至28岁的受访者的历史常识，结果回答“不知道”的竟达78.6%。最后的统计结果是：被访青少年的历史知识平均成绩仅为27.69分。
“大量灌输，过分信奉教科书和教师的权威，让中国历史教育变得疲乏，缺乏个性、质疑和反省精神。”中国教育学会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理事、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亚夫说，“最终孩子在学历史，又被拒绝进入历史。”
2011年暑假，雷宗兴觉得不能再闹笑话了，他决定研究郭葆琳——一个为家族所不屑的、为国民党做事的旧官僚和反动文人。
说，还是不说
祖上是北洋军阀的父亲告诉女儿：“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好。”女儿回击说：“你们有责任告诉我。”
郭庆萍觉得这并不是个好主意。“（因为他）我们曾吃过很多苦，我甚至不愿意再提起了。”郭庆萍说，“他是坏人。”
1937年日本侵华前夕，时任青岛市政府秘书长的郭葆琳被暗杀于外出的车上，留下大笔财产。5年后，郭庆萍出生，家道尚可。直至现在她仍清晰记得童年时期举止优雅的奶奶，轻风吹动纱帘的声音和触摸实木扶手的感觉。“生病了还能请德国医生。”
巧合的是，父亲郭宪聪1930年代初在青岛大学求学时与江青成为同学兼好友。那时候江青还叫李云鹤，在青岛大学图书馆任管理员，偶尔到中文系旁听。“父亲说，当时的江青多才多艺，追求进步，非常活跃。”
1933年，江青南下上海，郭宪聪则远渡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此举在“文革”中被定为卖国，郭宪聪被撵去扫大街。有人劝他去找江青，郭却至死没有这样做。
郭庆萍对母亲马玉芬最后的印象停留在动荡的1948年。马是国民党军官之后，曾当过演员，与上官云珠、胡蝶等影星交情颇深。那一年，国民党败局已定，马玉芬从父命撤退台湾。在机场，母亲穿着旗袍，哭着对郭庆萍说：“一定要记住妈妈的脸，还会再见的。”此后，母亲再无音讯，有人问起，为摆脱通敌嫌疑，郭庆萍就说死了。
在雷宗兴看来，种种迹象表明，作为郭家兴家之祖的郭葆琳绝非现在口述史中的那样简单和不齿。“肯定哪里有些不对。”他说。
由于频繁的询问和活动，雷宗兴的调查惊动了最德高望重的三太公——郭葆琳唯一在世的儿子郭宪达。他已年近九旬。他给郭庆萍打了两次电话，交代说：“叫宗兴不要管这事儿，只管学习。”而当雷宗兴企图再做说服时，他很坚决地回绝：“我一无所知。”
由于父亲身份的关系，郭宪达这一生饱受压抑，荒废了才情岁月，也失去两位兄长。“文革”中，青岛万国公墓遭红卫兵冲击，坟茔大多被铲。郭宪达无法阻挡，甚至不敢去看，任凭父亲骸骨湮没于黄土。
郭庆萍不知道该如何向孙子解释老一辈的顾虑和担忧，“他们从那个时代走来，而且受伤害最深。”
说，还是不说，成了中国家庭代际交流最普遍遭遇的问题。在北京，由《看历史》杂志发起的“首届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正在进行，在已收到的上万件参赛作品中，这样的碰撞随处可见。
一位祖上是北洋军阀的父亲这样回应女儿的追问：“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好，而且，女孩子对历史太敏感不是什么好事。”女儿回击说：“你们有责任告诉我。”
大赛总策划李远江在国内进行巡回推广时发现，很多中学生在历史判断中陷入焦虑和混乱。“他们的视角习惯向前，而忽视了向后，或者简单纠结于某个题材是否敏感和能不能写。”李说，“我告诉他们，所有问题都敏感，所有问题又都不敏感。不要价值先入，只需客观记录一个人在他的时代做了些什么，就是活的、有意义的和与己相关的历史。”
“可惜，这个时代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样思考。”李远江说。
3天，40年
70岁的郭庆萍震惊于外孙的调查结果，天刚亮她就电话通知全国各地的郭家人。
三太公的反对让雷宗兴遇到困难，甚至一度看不到希望。他在互联网上不断变换关键词搜索，仍一无所获，仿佛郭葆琳从来不曾存在过。渺茫更刺激了斗志，这名高中生开始整夜工作，累了就蜷在姥姥的床上，然后又毫无征兆地起来伏案。
雷宗兴笃信万能的互联网，而郭庆萍却不那么看好。“以前的照片、族谱全都在抄家的时候烧了，你这敲敲打打能出来吗？”但郭庆萍毕竟心疼孙子，于是陪他熬夜，冲茶，扇扇子，没事就找找陈年杂什，看看有没有蛛丝马迹。
7月29日晚，事情有了转机。郭庆萍从箱底找到二十多年前一份青岛洋房的法院判决书和一份郭宪聪当年的家庭成分表。细看后，雷宗兴恍然大悟，原来姥姥一直把郭葆琳的名字记错了，将“琳”误以为“霖”。
此外，家庭成分表上三行钢笔字也引起雷宗兴的兴趣。上面写着郭家父子的三条罪状：地主资本家；说工农干部是工农分子，看不起工农干部；他与他的父亲都写有土壤学著作，让日本更加对华了解，成为日本侵华原因之一。
在往事面前，郭庆萍看到了唏嘘，但雷宗兴却想到另一面：如果日本人都需要通过郭氏父子的著作来了解中国的话，那他们一定是当时享誉内外的大学者，而他们的著作很可能就散落在一些二手交易网站或个人网店上。
很快，雷宗兴有了发现。他找到了《中国养蚕学》、《山东农业概况》、《东三省农林垦务调查书》、《察绥垦务调查书》等著作，作者为“郭葆琳”。他叫来郭庆萍，她如看天书般端详了半天，说：“这是我的爷爷吗？”
这些旧书打开了缺口，随后雷宗兴发掘了更多。到7月30日，他基本能确定郭葆琳的历史轮廓了：山东夏津人，留洋日本，县知事，山东农业大学校长，青岛市秘书长，宪法起草委员……尤其是一篇名为《成绩卓著的农学家郭葆琳》的人物文章，将其推崇为一个对中国农业科学具有开创性贡献的先行者。
郭庆萍彻底信服了，但更多的是不可思议。她双手合十，对着空气不停地拜：“愧对祖宗啊，愧对祖宗啊。”她不敢独享这个好消息，天刚亮就电话通知全国各地的郭家人。一个流传了四十多年、横跨家族四代的历史谎言就这样戛然而止于那个普通的早晨。
雷宗兴在极度疲惫中沉沉睡去，但思考仍未结束。在后来完成的一篇名为《被找回的家族记忆》的文章中，他提出这样的追问：县志或传记里只对他歌功颂德，但有谁知道他后代的破落？有谁知道他是被游击队所杀，而非病故？又有谁知道，这个父亲对子孙的影响，以及他子孙的出路？
半个世纪后，郭家得以正名，但破落也难以挽回。“文革”中，郭葆琳大儿子郭宪聪被撵去扫大街，没钱买烟，就捡别人扔掉的烟头。四人帮倒台后，他又因和江青的同学关系被拉去交代情况，最后在冷眼中死去；二儿子郭宪敏则被扣上了“卖国贼”的帽子，关进劳改场，后因愤懑而脑溢血身亡；而郭庆萍等幸存者，则最终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中，唯唯诺诺，对于祖先的点滴唯恐避之不及。
“文革不但给这个家族带来灾难，更给全国几乎所有的家族带来灾难，这就是国家的浩劫，这就是国家不可磨灭的伤痛，也必须是当代人不可以遗忘的记忆。”雷宗兴说。
半个世纪后的沉默
这批中学生所涉及的历史主角，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大英雄和大人物，而是身边最平凡的亲人和朋友。
现在，全国有很多像雷宗兴一样的中学生投身到“公民写史”的浪潮中来，他们一方面受历史写作大赛的号召，另一方面则受此启发固定为一种长期的研究型学习。
在作品中，“90后”们关注的领域广泛而细致，选材几乎涵盖近百年间中国所有的历史时段，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革命到改革开放和新世纪。其中的主角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大英雄和大人物，而是身边最平凡的亲人和朋友，他们朝夕相处，却从未试图了解过对方的过去。
从这些孩子向亲人询问第一个故事开始，微妙的改变就在发生。“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和孩子讲这么多家长里短的事情，而且他们还听得如此认真。”一位被访老人说。而山东师范大学附中高三学生陈丽莎则惊讶地发现，她患有轻度抑郁症的外祖母在回忆往昔的时候，竟快乐地手舞足蹈。“仿佛岁月流转，我看见了她当年的激情。”
如今，郭庆萍把孙子的历史发现打印出来随身携带，无论在公园里、菜市场还是喧闹的街头，只要有时间就拿出来一读再读，似乎只有这样，失而复得的历史公正才得以扎根。在一次老同事聚会上，她有些唐突但又无法控制地大声朗读了关于郭葆琳的文章，几个当年的批斗者就坐在对面，一直面无表情，保持沉默。
“我并不是想要讨回些什么，事实上，他们其中很多人还曾暗中帮过我。”郭庆萍说，“我只是想让人们知道，我并不是他们当年认为的那样。”
郭庆萍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她联系了所有健在的郭家老人，建议重新为郭葆琳立一块碑，而且上面要刻上所有郭家后代的名字。此外，还要凑些钱把小洋楼重新修葺，一家人再热热闹闹地住在一起。
但让郭庆萍有点失望的是，在这件事上三叔却迟迟不表态，他的沉默让晚辈无所适从。后来一个婶婶告诉她，三叔这辈子经历了太多风浪，不想再折腾了，而且“这些都是没有用的事情”。
“会有别的办法的。”11月14日晚，郭庆萍拉着雷宗兴的手说，“越是了解祖先的伟大，越是感到不安和惭愧，总不能让家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
“这是我见过她最自信、最有勇气的时刻。”雷宗兴说。
（感谢《看历史》杂志对采访的帮助和支持，该刊发起的“首届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正吸引着超过1万名中学生跳出课本，走近身边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