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被《纽约时报》誉为“早期持不同政见者反抗共产主义的旗帜”的吉拉斯（Milovan Djilas，又译德热拉斯）诞辰一百周年。
这位1995年就去世的南斯拉夫持不同政见者，怎么能获得这么高的评价？因为吉拉斯曾官至南斯拉夫的副总统和“人民议会”议长，但他却选择了一条强烈批判斯大林和共产苏联、坚定反抗共产主义的道路，成为旗帜性人物。
他曾写出三本重要的著作，一本是《新阶级》，六十年代中国就有了译本，是“内部参考书”，只限于党的高层干部等阅读，并不对外发行。另一本是《与斯大林的对话》，最后一本是《新阶级的坠落：共产主义自我毁灭的历史》。这几本书是吉拉斯一生对共产主义思考的总结。
吉拉斯的《新阶级》等书，都是对共产党的腐败、贪婪、残忍的近距离观察和批判。他的书不仅影响了东欧知识份子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也促使中国知识份子从共产谎言中惊醒。我本人就是当年在中国时偷偷读到他的《新阶级》，才对共产邪恶有了更清晰了解，成为反叛者。所以我对吉拉斯一直充满感激，他的智慧和勇敢，启发了无数人对共产主义的认识。
吉拉斯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现象中一个特殊人物，无论作为一个知识人，还是一个共产党人，他都一个“异数”。纵观他的一生，至少“异”在这五个方面：
第一，身居高位，毅然反叛。
同样是共产主义的批判者，哈维尔，昆德拉，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都是知识份子，从外部批判共产邪恶。但吉拉斯官至南斯拉夫副总统，是仅次于铁托的掌权者，他是从共产主义阵营的高层反叛，否定共产党。
共产党内虽充满斗争，但几乎都是在肯定共产主义大前提下的不同策略的争执，更多是权力之争。例如列宁和布哈林，斯大林和托洛斯基，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等。被称为中共内部最敢言的彭德怀，只不过是对大跃进政策提出质疑，对毛的个人崇拜稍有不满而已。但吉拉斯完全不同，他全面否定共产党，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掘墓。在真实和高官之间，他宁可放弃炙手可热的巨大权力和新阶级的荣华富贵，而追求真实。
吉拉斯是法定的铁托接班人。只要他不坚持自己的理念，可以顺利地接班，出任南斯拉夫国家元首。但当他认清了共产主义本质的时候，就毅然放弃了那麽高层的官位，那麽巨大的权力，那麽辉煌的政治前途。这在整个共产主义历史中，还找不到第二人。
在前苏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但不反共产党。戈尔巴乔夫提倡新思维，意在改革共产党，修补共产主义。在中共内部，别说官至共产党的“二把手”，历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至少也有几千名，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否定共产主义。八九民运时被百万学生、民众怀念的胡耀邦，根本从来就没有否定过共产党。后来被海外一些中国异议人士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赵紫阳，被软禁后向中共高层的上书，仍然坚持共产主义，肯定共产党的领导。他们都远谈不上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彻底的否定，只不过对共产党的某些具体做法和政策不满而已。吉拉斯半个多世纪年前的智慧和勇气，即使今天，中国的共产党人也完全无法比拟。
第二，坚定反共，追求真理。
吉拉斯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三十年代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当学生时，就参加了地下党，反对南斯拉夫君主政权。因此他被捕入狱，坐了三年牢。出狱后结识铁托，成为该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
五十年代初，南斯拉夫和苏联决裂时，吉拉斯不仅批评斯大林，更批评整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在1954年他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出党。
两年后，“匈牙利事件”爆发，吉拉斯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公开支持匈牙利人民革命，认为“匈牙利事件标志着共产主义崩溃的开始。”因此他被逮捕入狱，判刑七年，被监禁在当年君主政权关他的监狱。
在狱中，吉拉斯不仅没有悔过，还写出《新阶级》一书。吉拉斯根据他官居高位对共产党的近距离观察指出：共产党已成为欺压人民的新阶级，比它所反对的资产阶级更腐败、更贪婪，更残忍，“共产党统治的世界，如同一个没有观众的大剧场，只有那些演员——高级共产神父们在自享自乐，他们既是警察，同时又是新闻的主人。”
1962年，他在狱中写出第二本批判共产主义的著作《与斯大林的对话》。吉拉斯以他两次去莫斯科见到斯大林的经历，指出斯大林是“历史上最残忍的罪犯；是个阴险、狡猾、冷酷的家伙。”
《新阶级》被偷运到西方出版后，立即闻名世界，被翻译成60种文字，发行了三百多万册。吉拉斯的书，不仅使东欧的知识份子了解共产邪恶，也促使西方那些对共产主义存在幻想的左派人士从共产谎言中觉醒。在共产党国家，有不少人是读到吉拉斯的书，才走上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道路。像后来的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等，都受过吉拉斯的影响。
吉拉斯因《新阶级》一书被加刑五年。他在狱中翻译弥尔顿的《失乐园》，因为没有纸，最初的译稿写在了三千张厕纸上。
吉拉斯从监狱出来后受邀到英美访问。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教授期间，发生了“布拉格之春”，苏军坦克开进了捷克。吉拉斯公开发表谈话，谴责苏联侵略。为此他的护照被吊销，被迫在西方流亡了18年。
吉拉斯在近半个世纪前，就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共产主义的邪恶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的今天，不要说中共高官中还根本没有吉拉斯的影子，在海外还有中国异议知识份子撰文宣称他们对当年加入共产党不后悔，希冀和共产党良性互动，而寄望共产党改革的更大有人在。
这种愚昧，从八九天安门事件中更可以看出。曾因参加八九民运入狱的包遵信，1996年在台湾出版了回忆录《六四的内情》，其中清楚地记载了，当时很多参与八九民运的知识份子，是中共统战部的“志愿人员”，他们的角色是帮助“党和政府”做学生的工作，要他们听政府的话。他们不是像吉拉斯那样否定共产党，站在共产政权的对面，无条件地支持学生和人民，而是在共产政权和挑战者之间做“协调人”，并为能充当这样的角色而自豪。
第三，洞察共产党的邪恶本质。
吉拉斯在最后一本著作《新阶级的坠落》中，再次重申他的一贯看法：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即使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受到世界瞩目时，吉拉斯仍坚定地认为，共产党的唯一出路是退出历史舞台，任何改革都无济于事。
吉拉斯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还有其他人，都认为他们能够改革共产主义。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意识形态是无法改革的。”
吉拉斯的这番话不是情绪的产物，而是他对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观察和思考得出的真知灼见。正是这种完全否定共产党的思路，才导致东欧人民将共产政权一个接一个地推翻，赢得自由。
而中国的知识份子们，有的宣导新权威主义；有的歌颂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开放和经济改革；有的还要“告别革命”，主张稳定和经济建设第一，人的自由第四；海外某些异议人士，也在做着和共产党“朝野良性互动”的梦。如此种种对共产党的幻想，正是全球共产主义都崩溃了，而中国共产党还活着的重要原因。
第四，超越民族主义，视自由为最高原则。
在波士尼亚问题上，吉拉斯又是独树一帜。他是塞尔维亚人，但他同情波士尼亚人民，认为他们有独立的权利，并严词批评塞尔维亚领袖，和对波士尼亚的侵略。在这一点上，吉拉斯也给中国知识份子启示。很多中国人，能够反对共产主义，但遇到像西藏、台湾之类的问题，马上和北京一个调子，认为宁可使用武力镇压，也不许那里的人民自由选择。在他们看来，土地、边界和国家等等概念比人的自由和尊严还重要。而恰恰是这种视国家高于一切的思维才导致义和团的蠢血沸腾和中国的落后，导致共产党能把中共混同中国，继续愚弄和专制人民。
第五，确信和向往西方文明。
去吉拉斯家里采访的西方记者发现，他的书架上有几十种美国学者最近写的书。和那种反西方、批评美国是世界警察的论调完全相反，吉拉斯一直强调美国要承担领导世界的角色。在他去世前最后一次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他最担忧的是美国从这个领导世界的角色后退。“我的感觉，也许不是正确的，美国正在变得软弱，从她在世界担任的角色后退，这意味着任何坏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可能会是灾难。”
吉拉斯所以强调美国要承担领导的角色，要做“世界警察”，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强盗、恶棍，可以想像，一个没有警察而地痞流氓横行霸道的世界会是多么可怕。如果没有美国的自由力量，今天的世界就不会是这样。
吉拉斯为他的与众不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坐了10年牢，被迫在海外流亡18年。但他说，“蹲过监狱的人会更倾向于权力。希特勒坐过五年牢，斯大林五次入狱。但监狱使我从一个共产主义者变成了人道主义者。”
最孤独的人最有力量
1992年，吉拉斯才被“平反”，撤销了当年对他的判决。但他还是受到当局的批判和新闻界的围剿，因为他同情波士尼亚人。民众在长期的错误信息引导下，把吉拉斯视为民族叛徒。《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他们去吉拉斯家里采访时，一位南斯拉夫出租车司机说：“吉拉斯是个坏人，是个民族叛徒。”
吉拉斯逝世时，他的国家也没有给他一点荣誉。他自从批评共产党之后，就被强迫从政府别墅搬出，住进一个公寓。他80岁的时候，一只眼睛失明，听力下降，还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有时停电，他要十分艰难地爬楼梯到自己的公寓。但他至死也没有向“新阶级”和荣华富贵屈服，宁可活在孤独和贫寒中。
但易卜生说，“最孤独的人，是最有力量的人。”吉拉斯的一生证明，这位超越了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孤独者，有着强大的心灵。哈佛大学前苏联研究中心主任乌拉姆（Adam Ulam）对这个共产世界的异数评价说：“这位曾对共产主义无情批判的先驱，会被世界上所有追求自由的人崇敬地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