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次接触“知识青年”这个概念，缘自叶辛的小说《蹉跎岁月》。这本书是我刚工作那年，到高密乡下去，身为教师的三姨夫送我的。故事的主角是上海知青柯碧舟和杜见春，他们到贵州插队落户所经历的艰苦的生活、劳动和情感历程。叶辛的语言很平白，宛如家常，娓娓道来。恰如那个时代的人，思想相对单纯。
我曾经以为建政后的三十年，虽然有过贫困和武斗，但是一个充满理想和激情、没有贪污和腐败的时代。因此，当我偶尔从影视录像中看到红卫兵武斗的镜头，我只觉得好笑;当我看到《潘金莲之前生今世》中，猪一般的院长压在王祖贤的身上，我认为这些港台片在丑化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当我看到《天浴》中李小璐为了回城，不惜忍受男人们一再玩弄，我认为这是投靠西方的陈冲编造导演的谎言。直到后来，我了解的越来越多，才发现这一切都是真实而普遍的。
毛泽东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 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泽东为何发动“上山下乡”运动? 可以从三个方面解释：改造思想，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安置红卫兵，解决无业青年就业问题；开发农村和边疆地区。
在那个红太阳一言九鼎的年代，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共约1700万知识青年参加了“上山下乡”运动。其中，最集中的是所谓的“老三届”，即1966、1967和1968年毕业的初、高中生。那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情，拿时髦的话讲，“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
上山下乡的虽然都是学生，但是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例如，柯碧舟是“黑五类”子女，而杜见春出身高干家庭。而我最感怪异的是都梁在《血色浪漫》中描述的“北京顽主”这一特殊群体。农民怎么看下乡的知青?《血色浪漫》说得好：“他实在闹不清这些知青娃咋好好的京城不呆，到石川村干吗来了。”至于知青给当地农民带来的影响，书中说“咱石川村就这点地，养不活这么多人口呀，这不，又添了十张嘴……”
这不是小说虚构的情节。叶辛回忆刚到贵州下乡时，当地的农民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上海是不是粮食不够吃?要跑这么远的路来我们这里争粮?我们寨子上的口粮已经很紧张了。”(《论中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除了生活和劳动的艰辛，许多知青遭受了残酷的折磨，血淋淋的事实触目惊心。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江洪洲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据不完全统计，前一段时间，兵团各单位捆绑吊打知青1000多人，被奸污女知青200多人。……六营三连指导员左国生，长期奸污一上海女知青，另一个男知青唐洁新试图揭发，被扣上‘反军乱军’帽子，疯狂报复。”(邓贤《中国知青梦》摘引自云南省知青工作简报，转引自《论中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国务院、中央军委曾专门下发了(1973)104号文件：黑龙江建设兵团16团团长黄砚田、团参谋长的李耀东奸污、猥亵女知青达数十人，有的被黄奸污以后，又被李奸污。两人均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另一个让我震惊的事实是：“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发端于文革期间，而不是改革开放时期!“三大招”(招兵、招工、招生)出现了普遍的走后门现象。事情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中共中央为此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开后门”现象的通知》。
“反后门风愈演愈烈，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在知识青年们的心目中，党和政府的威信急剧下降，腐败现象也由此开始公开，哪个再用豪言壮语说什么扎根、消灭三大差别之类的话，就会遭到公开的嘲笑和谩骂……”(《论中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蒋巍在他的报告文学作品《蓦然回首》中写道：“从1971年开始，一些被‘三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的老革命兴高采烈开始执掌‘一把手’的权柄，他们的子女随即兴高采烈扑打着翅膀纷纷从乡间飞走了。党的威信在人民和青年中间的急剧下降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引起广泛不满的腐败现象也由此发端。千百万知青大军仿佛一下子清醒过来，原来如此啊一一军心从此涣散，理想从此崩溃，虚幻的反修大业失去了迷彩……”
毛泽东显然对这一情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他复信给“告御状”的李庆霖，提到：“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但是，他又说：“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毛泽东无力解决腐败问题。
在《血色浪漫》中，郑桐为了上大学给村支书常贵送礼。袁军的爸爸是部队高干，“一个电话过去找军长，(参军的)事就成了”。另一个高干子女钟跃民插队到陕北，凭借爸爸的老部下找关系入了伍。在《蹉跎岁月》中，苏道诚为了回城给大队革委会主任左定法送礼。左定法横行乡里，曾试图强奸女知青杜见春。常贵则克扣知青的口粮。
既然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什么不让知青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而非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上山下乡运动造成了许多问题，导致了“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百姓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西双版纳的知青发生了进京请愿事件和绝食事件。最终，知青们如潮水般返城，运动草草收场。
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拆散。尽管一些知青立业成名，但更多的人失去了系统受教育的机会，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对国家而言，耽误了整整一代人，人才出现了断代。至于知青对农村的贡献非常有限，基本没有发挥文化知识的作用。
“知青的生活幸福感比非知青要低。经历了‘上山下乡’磨炼(有的是折磨)之后,打断了他们正常的发展道路,如果返城后没有获得较好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生活机会将会更加坎坷,这正是导致知青比非知青生活幸福感低的重要原因。”(王甫勤《“上山下乡”与知识青年的阶层分化及生活幸福感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后来重聚的老知青们常常打出“青春无悔”的旗号，那只是他们对岁月老去、对命运无可奈何的感慨。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他们还会再走一次上山下乡之路吗?他们虚幻了一段历史的美丽瞬间，连带着虚幻了一个领袖的神话。
叶辛在《蹉跎岁月》中塑造的最难忘的形象是邵玉蓉——一个美丽、善良、纯洁、勇敢的乡下姑娘。读者问叶辛：你书里的人物，我几乎都能在自己的身边找到，惟独你写的好人，我怎么没有遇到呢?(《蹉跎岁月》后记)我理解叶辛，但我想说的是：现实比小说更残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