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一旦新闻成为政治的女仆，新闻人抛弃客观、公正立场，而为政客驱使，新闻就成了谣言的散发地，政治运动的催发剂。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针对文化的杀戮，也是针对文化人的杀戮。当年，在1950年，针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揭开整肃知识份子之序幕，1957年“反右斗争”的幸存者们，如周扬、舒芜等无一幸免被文化大革命所打倒。
毛泽东亲自树立了新的文化权威与舆论操控者。戚本禹1965年12月8日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攻击翦伯赞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受到毛泽东称赞：“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成为毛的笔杆子，姚文元和戚本禹红极一时，人称“南姚北禹”。
文革前的普通新闻人
姚文元父亲是翻译家姚蓬子，和胡风是朋友，姚文元也算是胡风的弟子。他21岁时，恰逢自己崇拜的胡风受到全国性大批判，父亲也被牵连，他也被调查。我们无法探知这突如其来的风暴，在他年轻的心灵引起了什么核聚变，1955年，他写了批判胡风文章《分清是非，划清界限》，发表在《文艺报》上，文艺观、历史观已经完全“毛化”了。他在《萌芽》杂志、《文艺月报》任过编辑，《解放日报》任过编委。
戚本禹是一代名将戚继光的后人，与姚文元相貌平凡，气质如收旧报纸的人不同，戚气度磅礡，作风凌厉，在“对反对派”进攻中，早有“戚大帅”之称。戚继光笃信佛教，曾为阵亡侍卫念诵佛经，使之超度。而戚本禹极度崇拜的人是毛泽东，他十九岁进入中南海，听说毛读什么书，一定想法设法弄得研读，并做笔记，自称为毛的“弟子”。曾在《红旗》杂志任历史组编辑组长。
文革中的舆论推手和造势者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受毛泽东之命，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6年5月10日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动本质》，揭开文化大革命大戏的序幕，为文革一系列批判定下基调。
戚本禹1966年后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成为毛泽东、江青的秘书。1966年第7期《红旗》杂志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1967年3月30日《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4月1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刊登。从此为针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定下了基调。有人指称他曾暗示、鼓动中央办公厅造反派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朱德，并指使红卫兵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批斗。升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姚文元任《红旗》杂志总编，1970年接替倒台的陈伯达主管意识形态，参与组织了批林批孔和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是“池恒”等御用写作班子主管。
罪犯与反革命
在中国大陆的搜索网站百度，关于姚文元的人物简介第一行是这样的：姚文元（1931.12.11－2005.12.23），资深反革命成员。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犯有领导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和诬告陷害等罪行。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早在1968年1月，行为严重出位，一路“冲击”、“砸烂”的戚本禹，在毛同意下，被隔离审查，并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7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6年出狱后在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
历史过程像夸张的戏剧，是非被颠倒，再被颠倒。但千古自有公论。姚文元在法庭上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他是“四人帮”唯一活着走出监狱的人。戚本禹在18年监牢生活后，对“伟大领袖毛”，崇拜不变，表忠不改，写了《戚本禹谈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要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忠于毛的人。悲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