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0年12月招工返城的。当时工厂规定：新学员不许谈恋爱，新职工三年内不许结婚。三年期满，1973年岁末我结了婚成了家，一年后做了父亲。可以说，在知青当中，在无权无势的人群里，我还是比较幸运的。
1974年，因为劳动积极，不怕吃苦，政治表现没有问题，而且写得一手好文字，单位把我从第一线调到“打击刑事案件专案组”当调查员,给予党员身份,参加“429、430专案”工作。这种身份很有特权，上级发给我一本《机密笔记》本，还给配了一把手枪，就是电影里常见的那种驳壳枪，还有十发子弹。这时还没有普及五四式的轻型手枪。从此我的肩膀上挎上了一个军用帆布包，用它装着这两样东西，以便工作时随身携带。
当时，我们淮南市有一帮人“文革”大造反时期没有过足瘾，利用“批林批孔运动”，说毛某人身边还有一个比林彪更大的“定时炸弹”，要“誓死保卫伟大领袖”，要“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血战到底”，又寻死判活地大闹起来。他们打人、抄家、捣毁政府机关乃至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闹的太疯狂。后来，北京下命令把这些人都抓了起来，“打击刑事案件专案组”就是专门整治这一些人的。他们中间的首要分子都是不知死活的政治歹徒，大脑都象进了水似地特别疯狂。有的家伙被判了死刑，直到被执行的前夜，还梦想着北京突然“传来喜讯”：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个“比林彪更大的‘定时炸弹’”被公开点名批判了！
祸乱中华民族的妖魔确实说过“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搞一次”，但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到底没有来。翌年，这些人该杀的杀了，该判的判了，专案工作实际上即将结束。就在这个时候，我却遇上了一个女疯子。此人叫章家云，是工程师老胡（高工，今年70多岁，出家在八公山白塔寺，去年我还和几个朋友一道看望过他）的老婆，平时为人极其强梁。因为老胡家是地主成份，“文革”初期有人批斗了章家云。结果，章家云精神上吃不消，疯掉了。一直疯了八、九年，闹腾得越来越厉害，影响老胡没法工作。省会合肥有一所精神病院，单位决定由专案组抽出一个人强制押送章家云前往就诊。结果抽到了我，因为我平时与老胡关系很好。还给我配一个人做帮手，姓韩，与我同龄。
章家云是老高中底子，头脑特别好使，知道我们要押她上精神病院，在自己家里脱了个上下无条丝。我们都很年青，不好与一个光着屁股的中年女人打交道，只好假装走掉，躲在外面等着机会。老胡给章家云喝了带有安眠药的糖水，但是安眠药对她不起作用。不过，倒是把她的尿给催下来了。乘章家云自己穿上衣服，上完公共厕所出来，我亮出驳壳枪镇住她，叫小韩拿了麻绳上前捆绑。章家云挣扎着不许捆绑，大声嚷嚷道：“男女绶受无亲，你们懂不懂？你们这两个特务分子，不要拿枪对着我，不要动手动脚，我跟你们去就是了。我章家云无限忠于毛主席，砍头只当风吹帽，有什么了不起？走吧走吧，前面带路！”
我把驳壳枪藏回军用包里，与小韩哭也哭不得，笑也笑不得，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总算把这个女疯子弄到了合肥，弄进了精神病院。
精神病院人满为患，病房住满，楼道住满，连楼门口的廊檐下也一张挨着一张地打着地铺。精神病患者也是五花八门，唱的、跳的、说胡话的、沉默不语的，什么样的都有。最可怕的是狂躁型的，一发作起来就骂人打人，甚至行凶伤人。有一个年青的女子，身体异常壮硕，大家说她是花柳疯。第一天，小韩就被她一把搂住，满脸地亲吻，口里还不住地说“我要和你悃觉！我要和你悃觉！”小韩身体弱，挣不脱，急忙对我大喊“快点救我！”
因为听说了有精神病患者杀死亲人的事，老胡很害怕，要求我们不要马上回单位，一定等到章家云办成正式住院手续再说。正式住院是封闭的，不要家属陪护，里面的护士大多五大三粗，身体健壮，且配有橡皮棍，可以制住精神病患者。但是，正式住院的事必须要等上20多天到一个月。
除了正式住院的之外，所有的精神病人都算是“临时就诊”，医生的治疗手段不外乎给药、打针、电冲。据护士说，药和注射液都是有毒的，精神正常的人受不了。有一些病人，服药、打针以后就象木头人，站不直，坐不下，没有触觉反应，听不见别人说话，五六个小时以后才能渐渐苏醒。电冲更可怕：医生在病人人中、太阳穴上扎入银针，在针柄上连上仪器的电线，然后送电。这时，病人立即缩成一团，嘴里、鼻孔里喷出许多肮脏的东西。对于发病现象严重的病人，一般都是接连三次电冲。电冲以后，这个病人至少两、三天是非常老实的。
我和小韩住在市内长江饭店，每天早晨乘公交车到精神病院，在那里监视章家云一天，晚上再回去。大约过了三、四天以后，我认识了一个名叫蓝蝶的姑娘。
精神病院里充满难闻的消毒药水的气味，令人难受。出门右拐有个藕塘，塘岸上种着一行垂柳。时至5月，每有风起，藕叶摇弋，柳丝依风，景致十分好看。我经常到那里去呼吸新鲜空气，很喜欢闻着藕叶的清香的味道，蓝蝶也经常过去。几次遇见以后，相互打个招呼，渐渐就熟了起来，还互相通了姓名、年龄，她比我大两岁。从交谈中得知，她也是全国范围第一批“上山下乡”的，但是她目前仍在农村。她告诉我，她是一个病人，也在这里治疗。她很美丽，生得眉清目秀，面如傅粉，亭亭玉立，斯斯文文，看起来哪一点都不像精神病人。
大约又过了一个多星期，她的母亲私下里找了我，问我成家了没有。知道了我的情况，老人家叹了一口气，对我说，蓝蝶爱上我了，在偷偷地给我写情书哩。老人家很是愁苦，央求我，如果蓝蝶向我示爱，一定不要说实话，不要一口拒绝，不然，蓝蝶又会犯病了。她说，现在医院要他们预交住院费，蓝蝶她爸爸掏尽了家底，好不容易凑够了钱，马上就要送钱来了。
正在我感到为难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听到临时病房里传出蓝蝶凄厉的哭叫声和骂人的话语。我和小韩凑到那间病房的后窗看去。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挨着蓝蝶的母亲坐在蓝蝶床边，垂着头一声不吭。蓝蝶坐在床上，架起胳臂，全身剧烈地抽搐、颤抖着，非常憎恨地骂着他：“你这个没脸没皮的老右派！你为什么不死？为什么还要连累我……”
原来是蓝蝶犯病了。在精神病院，一个病人大发作，往往会刺激其他病人跟着发作。不大一会儿，几个护士循声跑来，蓝蝶一见他们，立即赤着脚跳下床，尖叫着往外逃。有人抓过蓝蝶，用橡皮棍在她头上砸了一下。蓝蝶当即昏了过去，护士们拖起她就走，这时她已经失禁，尿液顺着裤腿流下，撒了一地。
晚上回到长江饭店，小韩吃一碗面条先回房间了。我有饮酒的习惯，一个人在餐厅的一角坐下来自斟自饮。就在这时，却意外地遇上了那个被蓝蝶辱骂的中年男子。原来他是蓝蝶的父亲，也住在这里。
老蓝也要了四两白酒，正在等菜。看到我，就主动地凑了过来。他说，当我站在窗外看蓝蝶犯病的时候，他已经从蓝蝶母亲那里知道了我。他说他知道蓝蝶看中了我，但是，别说我已经成家，就是没有成家，他家蓝蝶也不配。
服务员送上菜来，我们二人并在一处，一边共同喝酒，一边由老蓝谈说他的家事和这个女儿。老蓝是个知识分子，曾是一位中学的教导主任。“反右”时被学校内的宗派势力给打成了“右派”。没过多久，这个宗派势力的代表人物也被打成了“大右派”，他这个“小右派”因此而得以平反。
老蓝有五个子女，蓝蝶是长女。蓝蝶于1968年11月份与恋人小李一起插队。小李于1971年招工回城，临走前几天，两个年青人曾在一起同居，约定等到蓝蝶也被招工回城的时候，他们就把婚事办了。过了一年多，那里开始针对女知青招工。招工办的主任名叫周抗，三十多岁，造反派出身，是一个颇有能耐的人。周抗是个好色之徒，趁着招工的机会玩弄了好几个有姿色的女知青。他当然也看中了蓝蝶，但是他把自己的意图表露出来以后，却遭到蓝蝶的断然拒绝。于是，周抗故意把蓝蝶给刷掉了。蓝蝶去找，周抗说：“这次招工只招‘工农兵’子女，家庭出生没有问题的才行。你父亲是‘右派’，你属于‘黑五类’子女，不在招工范围。”
蓝蝶回家找父亲。老蓝找到校方，出具了一纸公文，证明老蓝是“错划右派”。周抗看到这个证明以后，依然说：“错划右派也是‘右派’，反正我说过了你不够条件，你就是不够条件！”
这以后又是两年过去，由于蓝蝶没能返城，那个没有良心的小李悔掉了这门婚事，在城里另找一个姑娘结了婚。这个打击摧毁了蓝蝶，精神开始出现错乱现象。去年再次招工，蓝蝶去找周抗，周抗乘蓝蝶精神恍惚，以可以考虑额外照顾返城为诱饵玩弄了她。事后，无耻的周抗竟然当面指责蓝蝶原来不是处女，说他吃亏了，罢消了事先的承诺。蓝蝶被彻底逼疯了，却把一切罪过算到了自己父亲的头上，见到父亲就骂。愤怒的老蓝到县里告了周抗，蓝蝶被公安局带到县医院检查身体。周抗先一步到县医院找了专查妇科的医生，利用人际使了手脚。于是，专查妇科的医生只给蓝蝶做了一条诊断：处女膜陈旧破裂。
公安局以此宣告蓝蝶一案为“右派分子诬告革命干部”。周抗没事，老蓝却被拘留了15天，还在学校遭到了行政记过的处分。
与我说着这些，文弱的老蓝早已泪流满面，几番气噎。我的拳头也早已攥出了两把汗，如果此时周抗就在旁边，我想我保不准会抽出驳壳枪，一枪敲掉这个畜生！
老蓝说：“蓝蝶骂的对，是我对不起这个女儿，我也的确早该死掉！我不该被打成右派，连累了她，使她不能招工！我几次下定决心寻死，但是蓝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其他四个孩子不是也在‘下放’就是尚未成人，我死了怎么办？我的妻子是小学教师，每个月只有30多块钱，他们怎么生活？我一个月50多块钱，好歹可以养活他们呀！”
回到房间里，小韩还没有睡着，见我满脸煞气，便问我怎么了。我把蓝蝶的遭遇对他说了一遍。小韩也是知青出身，大家当然同病相怜。他激动地跳了起来，大叫道：“这狗娘养的，告他、告他！到省委书记那里告！”
恰恰凑巧，我们单位还有一个人出差在合肥，就住在我们隔壁。他叫叶天盛，曾经是省委书记李任之的警卫员，在合肥认识很多高干，很有面子。他是一个极端老实的人，也是为人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人。我和小韩跑去找他，三言两语一说，叶天盛满口答应下来。
第二天，我把我们准备帮蓝蝶告状的事告诉了老蓝夫妇。老蓝说，状纸是早就写好的，他因为过来省城看女儿，也做了顺便上访的准备，所以身边现成的就有一份诉状，只是有些害怕，还没有拿定主意。当天下午，小韩留在医院，老叶带着老蓝，我作陪同，我们一起去找门路。因为老叶的特殊作用，老蓝的诉状最终送到了李任之的手上。这位军人出身的省委书记素有办事雷厉风行的作风，当时看完诉状，当即签署了命令，责成老蓝所在的那个县的领导对这件事必须“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叫人做成公函发给了那个县。
老蓝欢天喜地，感谢万千。此后，就赶回他们那个县等待消息去了。
又一个多星期以后，章家云正式住院的手续终于办妥，我们可以返回单位了。蓝蝶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但是，我再也没有给她接触我的机会。因为我是已婚的男人，不能再让别的女性爱上我，这是不道德的，也是没法为对方负责的，尤其蓝蝶还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但是，在蓝蝶母亲的一再乞求下，我最后还是和蓝蝶做了道别。
蓝蝶送我到了那个藕塘边上，站到一株垂柳下，把一张折叠成小燕子的信纸塞到我的手里，凑空把我的一根手指头紧紧握了一下，然后就电光火石般地放开了。她侧对着我，脸迎着风，用手指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刘海，忽然轻声地背诵起来：
总希望脚下的路越走越长,
总希望天气好风逐夕阳；
总希望天上的云紧随月亮，
总希望有一个没人的地方。
用不着相互说“心仪已久”，
用不着相互说“地久天长”；
真相爱哪来的山盟海誓？
相约的只是那僻静的池塘。
当月光映照在无波的水上，
当柳丝轻拂在发烫的脸上；
当心上人依偎在身上，
爱情的火焰就会燃烧在心上！
背诵完毕，她低下头，仍然还是那么轻声地说着话：“刚才给你的信就是这首诗，我自己写的，专门为你写的，你要好好保留住，保留在心里。”
我看到她在流着眼泪。她依然没有回头，用右手的食指弹了一下滑到腮下的泪珠，又平静地说了三个字：“你走吧。”
我不知怎么回复她，只好说了一句“多多保重！”就象逃命似地快步走开了。当我快要走上马路的时候，听到了蓝蝶完全失控的号啕声，听到她的母亲在哄骗她：“淮南小伙子还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
35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回到合肥精神病院去，岁月早已抹淡了蓝蝶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今年元月11号的晚上，我的博客里突然有了陌生人的纸条，打开一看，竟是蓝蝶的父亲老蓝！他说，他的二女儿看到了《我的知青岁月》一文，介绍让他看，他看着就想起了我，于是就找来了。
通过纸条，我了解了以后他们家以及蓝蝶的情况：
省委书记亲笔签署的公函送达他们那个县以后，周抗立遭逮捕。在公安局进行调查的时候，至少有二十几个女知青揭发了周抗。结果，周抗以“严重破坏上山下乡”的罪名被判了死刑。
亲眼看到周抗被公审，被拉去枪毙，蓝蝶的病情好转了许多。县领导特殊照顾，让蓝蝶回了城，安排在县中学做收发员，负责递送报刊信件，她的病从此完全好了。但是，不堪回首的悲惨经历使她从此闭锁了爱情之门，她始终不肯再与男性接触，也坚决拒绝别人对她言及婚姻之事。退休以后，她被检查出了妇科癌症，于2008年春天去世。临终前，蓝蝶对父亲、母亲说：“你们要好好保重身体，替我多活几年。”
老蓝说，他们老夫妇依然健在，工资待遇很高，生活没有问题，只是都快到九十岁了，已显得严重衰老。对于我，蓝蝶从来没有提起过，倒是她的妈妈常常念叨“那个淮南的小伙子，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