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和中共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这股跃进之风也刮进了中国的文艺界，图为南村乡俱乐部张贴诗歌的诗歌台。（网络图片）
1958年，毛和中共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这股跃进之风也刮进了中国的文艺界，当时不仅掀起了全国规模的“新民歌运动”，而且提出了“村村有诗人”的口号，并向群众布置写诗的任务和指标。2008年出版的由罗平汉编著的《1958—1962年的中国知识界》一书对这一时期文艺界的“疯狂”和文艺界名人的“豪言壮语”有着详尽的记述，特节选部份内容以飨读者。
1958年2月，在上海市委书记的号召下，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文艺界如何跃进的问题。上海分会原计划两年内创作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1,000件，经过讨论改为3,000件，原计划创作大型作品和重点组织的作品集120部，此时也增加为235部。
3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向全国作家发出了《作家们！跃进，大跃进》的公开信。信中要求作家做到:没写过诗的，试试看；诗能更快地反映当前现实。没写过歌词的，试试看；全国到处都迫切需要配合跃进的新歌，大家都唱起来，干劲就更大。写评论的试试创作，创作的也试试评论。同样地，试试相声、鼓词，以至各种戏曲。要叫我们的计划凑在一起就是文学百货供应总站，要什么有什么，而且具有新的风格，和有普及而提高的特色。
与此同时，作协上海分会向各地分会发出竞赛倡议书。倡议书中提出了上海分会两年内要完成的创作指标，即创作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4,000篇，创作歌词3,000首，完成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史专著12部，等等。
在工农业均大放“卫星”的情况下，中国的文艺界也不甘落后，放起了“卫星”。1958年9月9日，上海在中苏友好大厦举行文艺创作跃进展览会。上海“大跃进”以来取得的文艺“成果”有：群众业余创作的文艺作品300万字，生产影片638部，美术作品6,000多件，创作剧目2,053个，真可谓“各种形式的文艺创作都有卫星上天”。
10月，为了进一步大放“卫星”，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舞蹈研究会、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等单位还联合组成了艺术“卫星”领导小组。
文艺上的跃进当然也离不开大众的“支持”。一时间涌现出许多的农民、工人作家、诗人，上海自称拥有70万人的文艺大军，还成立了200个工人业余创作小组和1,000个农民创作组。再如清华大学在校1万名学生，创作了5,000多首诗，3,000余首歌曲，1,500个剧本，2,000篇小说、散文、特写、曲艺，3,000多幅漫画，办了700多种系和班级的油印刊物，“许多班做到了人人是诗人”。
不过，在“全民办文艺”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新民歌运动。1958年初，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曾选编了一本《农村大跃进歌谣选》，其中有一首《我来了》的民歌这样说：“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皇。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皇！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首民歌深受毛的欣赏，因此他下令到民间收集更多的民歌。
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规模地收集民歌》的社论。4月2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郭沫若的《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对新民歌大唱赞歌。在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扬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道路》的报告。报告的后面还附了一百多首民歌。他在报告中颇为动情地说：“现在群众文艺创作如此发展，我们的国家简直说得上是一个诗国。民间歌手和知识份子之间的界限会逐渐消泯。到那时，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欣赏。这样的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因此，要大规模地有计划地收集民歌，就非全党动手、全民动手不可了。”
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周扬找人协助，从大量的新民歌中选了260首，以郭沫若、周扬共同署名，编印了一本《红旗歌谣》，书中附有黄胄等11位画家的24幅精美插图，以红旗出版社的名义于当年11月出版。
除了《红旗歌谣》，全国选印出来的民歌集还有《民歌一百首》、《工矿大跃进民歌选》、《农村大跃进民歌选》、《部队跃进民歌选》等，仅全国各省市一级以上这年铅印出版的民歌单行本，就有近800种之多，印数达数千万册以上。
在跃进风的影响下，各地纷纷提出“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画画，人人会唱歌”，“一县一个郭沫若、梅兰芳”。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59年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决定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才被停止。
大陆文艺界的放“卫星”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个中的疯狂在让今天的我们哑然失笑的同时，也会心生深深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