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站在河南镇平法院被告席上的葛宏，看起来精神状态不错。检察机关指控他涉嫌三项罪名，第一个就是“受贿”。这个“受贿”行为与众不同——南阳市13个县区中有11个宣传口负责人，向其“行贿买头条”。
卷宗显示，向葛宏“行贿”的这11个区县宣传口人数，多达31个。与谋私利不同，这些人拿着公款，送钱给葛宏，希望在《南阳日报》发个头版头条。10年间，这样的事情共发生84次，涉案金额12.1万元。
庭审中，这三十多位因公而买头条者，无一人出庭对葛宏进行指证。葛宏本人，也矢口否认曾经收到过这三十多位宣传口负责人送的钱，他在供述中称，“不记得有人为头条送过钱。”
其来自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的辩护律师李肖霖称，证人提供的证言中，他们所送的钱，并没有葛宏的收条。而且，所列证据，也是包括酱牛肉、咸蛋等礼品的发票，无法证明钱都是送给了葛宏本人。
“作为地市一级党报，党的喉舌，《南阳日报》，如果在长达近十多年的岁月当中，头版头条花钱就能够上，行贿就要刊登，其涵盖面竟占全市县（市）、区的85%，可以想象吗……这恐怕在河南、在全中国的新闻史上也首开了先河！” 李肖霖说。
旁听者介绍，由于控辩双方交锋激烈，尤其是辩方律师，发言赢来阵阵掌声，法官不得不反复申明法庭纪律。最后，还是葛宏出面，“扭过头来对大家说：你们别激动，不要吵。”两次。
案情特殊，旁听者甚多。即使在镇平县最大的法庭进行，后排座位以及走道上，“站着都是人”。庭审结束时，很多旁听者都围到葛宏跟前，为其鼓掌加油，甚至有人哭喊着：葛总多保重！
经此一审，葛宏这个在新闻界并不出名的党的新闻工作者，不仅多了个“卖头条总编”的名号，而且，“党报头条可以买卖”的新闻，也引爆了舆论关注党报及其体制弊端的热情，人们议论纷纷。
区县宣传部的诉求
在正常情况下，一份新闻类报纸要想生存发展，要以其客观公正的报道和精彩有益的内容赢得公信力和读者订购，而广告主则看重其读者群而投放广告，发行与广告收入，是报纸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在葛宏案中，很多人不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花钱登广告轻而易举，为何很多基层宣传官员还要“行贿买头条”呢？如此，党报头版上很多歌功颂德的文章，是否都有内幕交易嫌疑？
据一位在南阳市委宣传部工作多年的副处级干部介绍，每年年底，他们会向各区县发文，要求做好下一年《人民日报》等党报的发行征订工作，再就是制定各区县在党报上发文的指标。
发行任务，宣传部可以向各单位分派，而发稿，则主要靠宣传部自己。以南阳下辖的邓州为例，其宣传部规定，在《人民日报》发文一篇，不论大小，奖励5000元，《中国青年报》一篇2000元，《南阳日报》一篇800元。
一个县的宣传稿要想登上《人民日报》，似乎与登天有得一比。各区县最现实的选择是，在本市级的党报如《南阳日报》这样的报纸发头版头条（其他版面往往不算）。
曾向葛宏“行贿13次”的西峡县新闻科长杨文强（化名）供述：“调到宣传部后，每年有新闻稿件任务，需要给《南阳日报》沟通协调，葛宏对一版头条新闻管得比较具体，除了一些重要新闻，平时要发一版头条得找到葛宏同意才行，找他更有保障。”
于是，杨文强把钱装进信封，“带上信封、稿件和王锋部长、冯浩然一起，到他（葛宏）的办公室，王锋说想发头版，能否帮忙？葛说，行，稿子先放在这里，我看看。在葛看稿子时，把信封放在他办公室桌子下一张报纸下。”
这个钱，有时候并不是宣传部自己出。
西峡县食用菌办公室主任孙淮河（化名）供述，“当时全国在西峡召开食用菌研讨会，县里想宣传一下西峡的食用菌产业，杨文强给我打电话说，让我给他提供一些关于食用菌方面的素材，我整理好后就交给了杨文强。”
“为发表这篇文章在头题位置，杨文强说，要花点钱。我说得多少，他说，3000元就可以了。随后我从财务上借了3000元钱用信封装了，交给杨文强……没过多久，杨文强给我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在《南阳日报》上发表了。”
由于宣传部奖励得少，一些宣传口的负责人为了发头条，竟然还会自掏腰包——“自己掏点钱发稿子，在领导面前显得自己有工作能力。”
7月22日，记者在入住的酒店看见《南阳日报》，其一版头条，再次刊登了杨文强的文章：《西峡工业瞄准外向化、高端化、集约化、品牌化——科学发展赢得华丽转身》。是否为行贿所致，不得而知。
需要“支持”的党报
和基层宣传部需要在党报发文章相比，《南阳日报》很多员工认为，报纸要下面宣传部的支持，更多一些。因为，无论是报纸的发行，还是广告，都要依托下面各个区县宣传部门来支持。
一位副总编级的领导说，在《南阳日报》13万份的发行量中，通过市委宣传部发文让各区县征订的数量，可占到70%左右，是最大的一块，余下的部分，要靠报社自己做工作。
这个“工作”，除了订报送米面粮油等常规手段外，还有一部分要摊到各机关和事业单位身上。记者在下榻的酒店就看到，其员工每天都要分发当天的《南阳日报》，副总级别以上人手一份。
由于南阳是欠发达地区，各单位订报费并不充裕。所以，《南阳日报》要在《人民日报》、《河南日报》等上级党报征订的夹缝中生存——一般而言，要优先保证上级党报的发行量。
很多基层单位反映，他们的经费本不宽裕，而各级党报征订任务，已成为他们一项沉重的负担。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负担，最后自然落到老百姓头上。
以《河南日报》为例，省委书记卢展工到任后，认为其原有发行量，与河南经济大省、有影响的文化大省地位不匹配，多次做出重要指示，使其发行量从二三十万一下飙升到五十多万。
“他们订的多了，市委宣传部再给各区县布置任务，订《南阳日报》就不能要求得太多。”南阳日报社这位高层领导说。不过，相比于发行，广告才是《南阳日报》存活下来最大的压力。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作为南阳市差额补贴的事业单位，《南阳日报》早就开始自收自支，多年来，他们上缴财政两千多万元，缴纳的税收超过2000万元。按照南阳市长的说法，“活得挺体面”。
更多的市级党报步履维艰——与南阳相邻的某市级党报2007年曾到《南阳日报》考察取经，无意中说出的尴尬是，账面上只有一万多元，每个月都要向若干区县借钱给编辑记者发工资。
在这种情势下，除去吸纳常规的房地产、汽车等商品广告（在南阳这样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广告市场极其有限），吸纳政府机关的形象广告几成党报惯例——“《南阳日报》这块广告不固定，一年下来大几百万是有，占广告收入的20%多吧。”
这块“收入”来得也很艰难。广告业务员去“做工作”，攻不下来，总编出面都很正常。一次，《南阳日报》想借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南阳一周年做个专版，让一个区县赞助，对方不同意。
没有办法，葛宏亲自出面，写了封信，由记者拿着，去和对方的一把手谈，最后才谈成。“大多数时候，报社是求着下面区县，他们求着我们的时候少，我们求他们的时候多。所以，下面宣传部不用来找，头版头条都是轮着来，排有序号，今天你上，明天他上。哪里还会收他们的钱？”
总编的角色
检视葛宏的人生，半辈子和《南阳日报》联系在一起——1982年大学毕业，加盟刚复刊的报纸，4年后，被提拔为副总编，1995年被派到南阳电视台任台长，一年多后回到报社任总编，直至2010年案发。
很多人认为葛宏工作出色。因为，其初任一把手时，报社账面上现金所剩无几，而在2010年他被免除职务时，在买了一百多亩地为员工建宿舍楼后，报社账面上还有三千多万元现金。
这位干了13年的总编工作似乎得心应手——“很少听到他在家抱怨，看到他高兴，就知道最近的广告又好了。记得好像有那么一次，是说一篇稿子字号没处理好，被领导批评了。”葛宏的妻子说。
在妻子眼中，葛宏的生活稳定而有规律：早上8点钟前出门，晚上八九点钟回家吃饭，每周6天，天天如此。“有好文章，还会推荐给我看。本来周五可以休息，他要求严，又开政治学习会……”
那么，丈夫精心编排的报纸，妻子看不看呢？
“头版我几乎不看的，社会早刊会翻翻。”葛的妻子说，不光她不看，她和葛宏在美国留过学的唯一宝贝女儿，也不看父亲编辑的这张南阳市委的机关报，原因同样是“没什么可看的”。
在内部，葛宏还维持着较高的权威。《南阳日报》下属的印刷厂厂长供述，“将日报批给印刷厂的年终奖金取回来，除了给厂里干部职工发放以外，每次都拿出10000元现金，我自己到葛宏三楼东头的办公室里，把钱放到他办公桌上……这11年，每一年给葛宏送钱的经过都是这样。”
“每年送钱以后，葛宏对印刷厂的态度明显宽松了，以前我们经常在中层会上挨批评，后来基本上就没有再批评过了，拨款工作在报告打上去以后批得也及时了，在这些年也给我们印刷厂解决了1个高级、3个中级职称指标……”
《南阳日报》生活二部主任窦某供述，从2006年开始，每年从部门奖金里拿出2000元送给葛宏，“主要是想着怕领导找咱事、挑毛病，影响我们部室的工作和利益，想让他对我们工作上提供支持、便利。”
这样的礼尚往来，人们已经习已为常。
利益场
和很多地级市只存在一家本地报纸稍稍不同，葛宏麾下的《南阳日报》，在2008年之前，有一个竞争者：《南阳晚报》。这是一张创刊于1991年的报纸，隶属于县级的南阳市（现卧龙区）。
相比于党报呆板、生硬的面孔，《南阳晚报》定位更生活化一些，“立足城市生活，贴近市民百姓，从百姓关注角度关注社会，是南阳市唯一一家综合类都市报”，号称“为百姓谋利益”为己任。
出于竞争需要，1999年，葛宏为首的《南阳日报》开始出版“社会早刊”，“关注热点，服务民生”，他们希望使党报兼具都市报的特色，在服务好市委市政府的同时，提高自己的市场化程度。
2001年，南阳市委发文，“将南阳晚报社划归南阳日报社领导，保留副处级规格”，然而，由于牵涉太多利益，直至2008年年底，两报合并才有实质性进展。彼时，同城的两张报纸已竞争多年。
这一年的11月28日，南阳市委组织部发文，免去《南阳晚报》总编职务，任命《南阳日报》一位副总接任。在这一任命下发的当天，《南阳晚报》和一民营印刷企业突击签订了为期6年的承印合同。
据签字副总编回忆，“得到包总（《南阳晚报》被免去的总编）让我签字的肯定答复后，我才在合同上签下了我的名字。同时，按总编要求，在签字日期上签了‘2008年11月20日’，而当天实际是2008年11月28日。”
在很多《南阳日报》领导看来，这是一份“价格极其昂贵”的合同——“我们日报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力充足，曾向对方提出撕毁合同，6年赔偿3000万元，对方不同意，你想，这油水有多大？”
葛宏想将晚报的印刷权收回来，但合同已签，覆水难收。和对方谈判，结果是对方出动一百多人到市委上访。与此同时，对《南阳日报》私设“小金库”、“毁账”的举报，也到了河南省纪委、检察院那里。
坊间一种很普遍的看法是，一家地级党报总编主政十多年，要严格查问题肯定很难全身而退，但另一面，政治斗争也是一个很普遍的背景。
据南阳市监察局一丁姓负责人向本刊证实，这一轮对《南阳日报》以及葛宏的查处，始于2009年河南省统一布置的对“小金库”的查办，南阳市抽查了南阳日报社和规划局两家单位。
被纪委约谈之初，葛宏十分自信，不认为自己有问题，他还宽慰家人说，行将退休，接受调查，相当于提前审计，“早晚都要来一回”。每天去纪委谈话，其实也不谈什么，闲得发慌，只能被背毛主席诗词解闷。
2010年8月3日，他被纪委叫去后，当天没被允许回来。“直到那个时候，我劝他做好最坏的打算，他依然很自信，认为自己没事。”《南阳日报》的一位高层说，但葛宏已经认识到是自己触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人家反击了，可具体是谁，他依然百思不得其解：究竟得罪了谁呢？
8月10日，葛宏再一次被纪委叫去，这次，他再没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