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提起淮海战役，许多人就想起那部红色经典宣传电影《车轮滚滚》，我们的“正史”如此写道：“陈毅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根据地人民不惜倾家荡产，也要支援前线”，“60万解放军吃掉80万国民党重兵集团”，“540万民工是我党我军深得民心的表现”，等等。
540万民工，其中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转运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他们不止是运输队，还是担架队、卫生队、预备役部队。数以万计的支前队伍冒风雪，忍饥寒，翻山涉水，运输粮食和其他军需品。他们自己吃“三红”（红高梁、红胡萝卜、红辣椒），省下小米、白面供应部队……。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支援战争，这就是共产党一再宣传的所谓的人民战争。淮海战役期间动员的民工高达540万人次！加上60万共产党的正规军，你说比国民党的80万人数多了多少？
国民党的将领18军军长杨伯涛在双堆集和黄维一块儿被俘，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他看到“解放军的后方到处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军推车，有的给解放军运伤员……”，他说“我们在战场上哪儿看到过这种场面，国民党的后勤都是自己办的，自己拿卡车，马车拉辎重，哪儿有这么多老百姓来支援战争？”这里先问第一个问题：我们不是经常宣传“残暴的，万恶的蒋匪军”抓壮丁吗？为什么这里80万国民党精锐部队反而不抓壮丁（哪怕几万）来搞后勤呢？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这不是和我党一贯宣传的恰恰相反吗？到底谁在抓壮丁啊？
现在再思考第二个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本文所要阐明的中心内容）：这540万农民是自愿弃家不顾而上炮火纷飞的战场去帮你共军推小车的吗？难道他们愿意放弃和平的家庭生活而去出生入死地上战场？多动脑筋思考的人都会得出结论：他们不可能是自愿的。这是人之常情。人从本性上来说不愿意打仗的，农民更是如此。
纪录片《人民的胜利》说翻了身的东北农民在土改中获得了土地，他们“志愿参军保卫胜利果实，”骑马戴花参军了。农民们刚分了地、分了房子、分了牲口，老婆孩子热炕头，现在突然叫他们冒死去打仗，他们会情愿吗？
军史作家张正隆写的《雪白血红》里专门有一章“要当革命的兵贩子”。兵贩子是什么意思啊？原来，1948年初中共中央给东北局一个指示，要东北局在半年之内组建100个团的二线兵团补充东北野战军，这100个团从哪儿来？林彪当时下了一个指示，号召“有觉悟的干部要当革命的兵贩子，当革命的兵贩子是光荣的事。”共产党干部是怎样当兵贩子的呢？最有名的是被军史作家刘统和张正隆都引用过的一个真实故事：“当时征兵的指标下到各县、各村，这个村里得征十几个兵，村支书、村长就把适龄青年叫到一起教育，这些青年都坐在炕上不说话、不表态，支书派人一个劲儿烧炕，炕上热的坐不住了，终于有一个跳了起来。好，这个算报名了，结果一个一个都跳起来了，就骑马戴花当兵去了。”
1945年10月，为了完成中共中央的扩军政策，新四军根据地，苏中解放区一个人口不到40人小村落，在村里五大组织的“动员”下，一个月就出了14人，参加中共武装或者承当各种形式的劳役。
征兵如此，征民工如何？可想而知了。
土改是一个本文不可避免的话题。中共土改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分给农民土地吗？解放后农民分到的土地又被全部强行收回这一事实已经足以说明不是。今天了解历史的人都心知肚明。早期红军的军费从哪里来的？抢地主富农的(官方语言“打土豪”)。红军长征时根本没可能带上供几万人的粮草，怎么办？基本上就是过一路，抢一路，占领云南宣威就抢宣威火腿，经过贵州茅台就抢茅台酒，过草地前猎杀了附近藏区的所有旄牛……。
三年内战时期中共“解放”区有一亿多人口，完全可以用交税的方式得到军费(抗战八年共军也就是这样过来的)。那为什么八年抗日期间不杀地主富农，到了三年内战就要大杀地主富农呢？目的只有一个：挑起阶级仇杀，把农民栓在共产党的战争机器上。战争动员是需要仇恨的，国内战争不同于抗日战争，农民和地主富农们和国民党本来没有仇恨，要不然的话，在八年抗战时期，中共解放区内的地主富农们不是早已被贫下中农们杀死，就是早已逃出了解放区。
所以，为了挑起仇恨，支持内战，夺取政权，中共发动了所谓的“土地改革”。
中共在其控制的解放区内，派出武装土改工作队，通过他们的在“解放”区农村的干部(大部份都是当地一些地痞流氓)，胁迫其它农民发动了一场中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最血腥的杀人抢劫运动。
事实上在中共控制的解放区内，土地矛盾和两极分化已经很小了，很多地方的地主几乎都没有了，连富农也不多，加上一些富裕中农，大概可以凑足中共要求的10%的数目。土改中这些人基本上全家被杀，还要斩草除根，家中子女全部杀光，有些地区连孕妇婴儿都杀！康生、王力的土改工作团在惠民城里搞了一个斗争会，把一个靠炸鱼炸虾挣钱的小商贩在现场给活活打死。据档案馆所存《关于惠民市土改复查中乱打乱杀典型事例调查》报告称，惠民市共打死150余人，其中有一般的农民。沾化县8个区4739个被斗户中，有1648户是中农，占三分之一还多。烟台的共军老兵孙佑杰写了一本书，详细的描写了胶东土改，包括种种血腥内幕，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出版社敢于出版。
这其实就是逼上梁山的现代版。只不过更为残忍，更为阴毒。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说是反人类，反社会的暴行，毫不为过。
千万别以为土改只是“灭了地主阶级的威风”(毛语)，事实上，消灭5-10%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从来不是主要目的，统治其它的90%的大多数人民才是中共的根本目的！
土改的直接效因就是：通过对地主富农及其家属施以最残忍的极刑，最大限度地树起了共产党的权威和震摄力。使农民们认识到跟共产党作对的下场就是和地主一样惨死。“在这种红色恐怖下，不仅农民们被吓得人人自危，就是中共干部们也不敢对党有一点不忠，宁左勿右，象康生、王力那样，成了信条。”。这才使得以后的征兵和大规模征兆民工得以顺利完成！这才是中共土改的真实意义，而只有暴力土改才能起到拖人下水加上杀一儆百的双重作用！
现在来看看土改以后的中共解放区人民是如何支援这场内战的吧。
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有这么一段话：
“纪念馆的解说员对观光客津津乐道这一类的数字： 郯城是鲁南地区一个普通县城，人口四十万，县府存粮只有一百万斤，但上级下达的缴粮任务是四百万斤，郯城最终缴粮五百万斤。几乎是勒紧了腰带去支前……在为淮海前线筹粮碾米活动中，豫西地区有两百多万妇女参加了碾米、磨面和做军鞋等活动。
可是，怎么这种叙述看起来如此熟悉？让我想想……
我知道了。
你看看这个文件：
……理由：查西黑石关洛河桥被水冲毁，现架桥部队已到，急于征工修复。现本乡每日征用苦力木工三百余名，一次派担小麦五千公斤，维持费四万元，木材两万公斤，麦草两万斤，大麦两千公斤。孝义皇军每日征用木泥匠工苦力五百名。
这里说的可不是解放军。这是一个一九四四年的会议记录，显示日军在战争中，对杜甫的故乡，小小的河南巩县，如何要求农民倾巢而出，全力支持前线军队。
被国家或军队的大机器洗脑、利诱或裹胁，出钱、出力、出粮、出丁，全部喂给战争这个无底的怪兽，农民的处境和任务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报导的标题是，“洛阳发现大批日军侵华罪证，记载了日军罪行”。那么你又用什么语言来描述被解放军征用去攻打国军的农民呢？
莒南县担架队有两千七百九十七名成员，一千两百人没有棉裤，一千三百九十人没有鞋子，但是却在寒冬腊月中奔走在前线。”
可以看出中共对解放区农民的压榨已经大大超过了日本鬼子！
再来比较一下中共的征粮和被中共一贯宣传为“鱼肉河南人民”的汤恩伯军队的征粮:
安徽省北部20余县自1943年-1945年每年缴给汤恩伯部队的军粮，1年12个月，要抽4千万斤。每个县，一年都应缴出近200万斤粮食。
而苏中靖江县的县志记载，1949年2月-4月，刚刚被解放的靖江县人民，沉浸在喜悦中，解放大军在两个月以内，连续两次进行公粮征借，两个月之内，征发公粮650万斤，一次350万斤，一次300万斤。
靖江县委书记“动员群众”：“华野官兵，有我们苏中的子弟兵，他们热爱家乡，想吃家乡的大米，要用家乡的稻草打铺。所以，老乡们，要学习陕北人民自己吃山芋野草将粮食献作军粮的精神拆家支前！”
50年后，靖江县在修编县志时，“情满千帆”一词，感性地回顾了这段靖江县史上空前的征借历史。当然，老百姓为了打内战吃野草，这是拥军的表现，是认识了阶级斗争，是与积极参加新社会，是毛主席的好子民…………
可以看出中共对解放区农民的压榨已经远远超过了“鱼肉河南人民”的汤恩伯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