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作者是解放军前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的女婿、前《解放军报》社编辑卢弘。卢先生是一位老革命，一九四四年即参加新四军，一九四九年加入中共，从事部队宣传文化和新闻工作约五十年，其中在《解放军报》社近三十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卢弘已经出版传记、报告文学和电视剧多部，包括《王稼祥的一生》、《李伯钊传》、《毛泽东亲家张文秋之家》和《伍修权传》等，并是中国著名刊物《炎黄春秋》创办人和前主编，目前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卢弘先生与这对姐妹交往数十年，深深了解她们与毛泽东交往的细节，也由此深谙毛的丑恶和虚伪的一面，因此希望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还原一点历史的真相。
志愿军女战士情不自禁拥抱毛泽东
我的比较密切的战友中，有两位李姓姐妹。她们家共有姐弟五六人，我相熟的主要是其二姐、三妹和一个兄弟，因为他们三个都是(或曾是)我的文艺战友，其馀几位我也认识，只是交往相对少些。上述三位和其大姐是一母所生，他们的母亲是一位“革命烈士”，这姐、弟、妹四人都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的，因此也与我结下了友谊，并且是不太一般的关系。
二姐和我们军长及其家事
先说二姐，我与她相识最早，那是一九四六年苏中七战七捷之后，部队转移到苏北地区，华中军区文工团与我们一师文工团到了一起，我们团请军区文工团一位女同志，来辅导不同的棋歌，来的就是二姐。我当时才是个十四五岁小鬼，竟被其“惊艳”，为她罕有的美丽而吸引了，她扭的棋歌更令人叫绝，我至今还记得甚至会学她那特有的舞姿：用脚尖点地并使全身轻颤著，两眼随着双手“飘”向四方……令人看得简直神魂颠倒！显然因为她的品貌出众，不久就被一位首长“占有”，成了他的妻子。几十年后我的另一位文艺战友，在我家遇到二姐的儿子，竟当我的面对她儿子道：你妈是先被你爸强奸了，然后才跟他结婚的，也才有了你们。此说是否有据，我难以考证，却知这位首长，在此之前已结过婚，不知是因为“感情不和”，还是由于有了她这“新欢”，才离了婚并再结婚。我再见到她时，那位首长已调到我们军，她就成了我们的军长夫人。
还是我在总政工作时，无意中参与并卷进了军长夫妇间的一次内部矛盾。二姐作为军长夫人与我重逢时，因为我正在军中文化部门，认识一些部队作家、艺术家，她托我打听自己一位已是作家的战友的地址，我很快完成任务告诉了她。当时我不知道，她与这位战友，抗战期间同在新四军四师“拂晓剧团”，并且早就是一对恋人，可她的美，战友喜欢，首长也喜欢，她那战友“骼膊扭不过大腿”，她只得被迫痛别恋人成了首长的老婆。却又对老情人一直心怀愧疚又念念不忘，终于通过我重新搭上了关系。他们当时都在北京，据说曾多次幽会过。这事被其丈夫即我们军长发现了，两人吵了一架，幸亏二姐没有“咬”出我来，不然我肯定逃不过军长大人之手。她后来告诉我这事时，说自己也曾对其丈夫反唇相讥，甚至发起反攻，原来军长也曾多次与其前妻重逢约会，并且不止一次地对妻子不忠，例如她有一次偶然临时回家竟进不了门，好容易打开后，看到丈夫和一女文工团员在里头，正惊慌不安又衣衫不整，他们肯定没干好事。因此她也有权对其丈夫进行“报复”
军长夫妇共同对我的美意
二姐和军长两人吵归吵，有一点却完全一致，即把她三妹介绍给我。她那三妹原是一个部队文工团的舞蹈演员，这时正住在自己姐姐、姐夫家。这位三妹美貌虽不如二姐，却正处青春期并“待字闰中”。显然因为二姐想弥补自己未能与文艺战友结为一家之憾，我与其三妹年龄相当，似也匹配，她那当军长的丈夫，又有些偏爱我这“多才多艺”、正上美院、颇有前途的部下，两人一拍即合，一致主张让我与其三妹结识交往，于是我就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并且每回都款待我一番。有一次他们为我沏了杯好茶，军长问我这茶怎么样，我说还可以。其实我只喝过大碗茶，根本不会品味。军长听了骂我道，你这家伙口气不小，我这茶叶几十万元(旧币)一斤，你只说是“可以”，真是白给你喝了！又有一次吃饭时，军长指著一道菜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说是粉条，他又笑着骂道，他妈的，我又白招待你了，这是鱼翅，谁家有这“粉条”啊?我只得也笑道，我是吃炊事班饭长大的，别说吃过，见都没见过这种美味，难怪它又鲜又好吃，可惜把它当“粉条”了。我们吃喝说笑时，三妹当然陪同在座。当时三妹其实正闲居
甚至困守在他们家，她是辞了原文工团的工作，到北京来报考苏联舞蹈家执教的“中央舞训班”的，由于全国报考竞争者太多，更由于三妹本来基础较差，特别是文化不高，自然被涮下了，她不好意思再回原单位，只得寄居在已是高干的姐姐、姐夫家，每天不免无聊和困顿。恰巧我那时正热衷于油画人像写生，她们姐妹就成了我的最佳“模特儿”，不仅为她们一人画了一幅半身肖像，还根据她们已逝母亲的照片，另画了一幅油画像和一幅粉彩像，使这位母亲也“音容宛在”了。应该说她们的妈妈确是一位美人，可惜她们姐妹几个只有二姐独得其母真传，美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大姐不必说了，这位三妹却是青出于蓝反而逊于蓝，仅仅部分地接近其母和二姐，整体及其气质大有差别，尤其是她那略带沙哑的嗓音，幸亏跳舞用不着开口出声，不然就会露怯了。
三妹进铁道兵文工团
当我知道军长夫妇对我的这番美意后，一面不免“受宠若惊”，一面又感到迟疑甚至为难，因为这位三妹有时并不可爱，且不说其文化修养不足，她那自恃是“烈士子女”，尤其是倚仗其姐夫、姐姐的“高干子弟”派头和劲头，与我这“小兵腊子”特别是平民百姓出身，常常很不合拍。但我没有也不能拂军长夫妇的好意，还是甘愿甚至乐意地与她们不断交往看，说穿了是因为二姐太美，与三妹也多少有点“情分”，我们互相都有兴趣和需要，就常去看望她们，陪三妹聊聊天，看看演出和展览，暂时充当了她的“候补情人”角色。后来她的工作问题，由军里的陈政委通过老上级老战友的关系，调去了铁道兵文工团，使她终于又有了“归宿”单位，她二姐和姐夫家后来又迁出北京，我和她也失去了见面地点，离开美院上班后，就减少甚至中止了与她的交往。若干年后，我有了自己的爱人，与三妹的这段“情缘”宣告完全结束，但是我们间的故事却没有完。其实我与三妹也是老相识了，早在一九四八年春，我们部队正在黄河北面休整，著名的“新旅歌舞团”来慰问演出，我们文工团派我和几个同志去他们那里学习，
我主要跟王德威、萧锋等学画幻灯片，同时也学学打腰鼓和一些歌舞节目。
我们在“新旅”呆了一两个月，与许多同志都熟悉了，曾常见一个很小的小丫头，穿着齐膝的过大军衣，下面还打着松垮垮的绑腿，一头黄毛乱发上，扩著两根很少梳理的小辫，虽是单眼皮，肤色却特白，只是有时拖着两条鼻涕，常在流过嘴唇时，或是使劲吸回，或是用袖口擦去，所以她的大襟和衣袖上总是油乎乎脏兮兮的。她很少上台演出，只是跟着团里行动，自己学着打打腰鼓什么的，她有个哥哥也在“新旅”，但由一些较大的女同志带着她。后来知道，她和哥哥都是“烈士子女”，一九四五年就来到新四军，她当时才八九岁，等于是“寄存”在部队文工团里。几年以后在我们军长家又见到他们，才知他们与二姐原是一家，又知其兄弟成了一位著名的舞蹈编导，主要作品有舞剧《宝莲灯》、《小刀会》等，我们都为在战争年代相识、现在又重逢而高兴。他们的三妹后来也出息了，不只当了不小的“官”，更成了个通“天”的人物，最后竟与我共过一段事。但我和她相处时，总是忍不住揭她的“老底”，说她当年黄毛小辫，拖着鼻涕的“光辉形象”。只是我每次说此旧事，她都不搭理我，似乎怨我毫不顾及她的面子和现在身份。但是她当年的形象对我印象太深了，与她后来的尊容又反差极大，使我憋不住不提住事，虽然这可能惹她不太痛快。
三妹到铁道兵文工团后，我只在大歌舞《东方红》中见过她，偶尔遇到也只打打招呼寒喧几句而己，这时我已有了妻子孩子，她却还是“单干户”。我知道她心气很高，不是门当户对的“白马王子”决不出阁。不料她后来的老公竟是我的一个“铁哥们”，他是我早已相识相熟的部队知名画家。当我得知他们两人正谈“恋爱”时，我曾警告我那“铁哥们”道：那“小姑奶奶”可惹不起，你千万别找她！哪知他不听“老人”言，还是与“小姑奶奶”结了婚。因为我曾企图破坏这门婚姻，他们的婚礼请了我，自己却不敢去，怕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为他们牵线搭桥促成良缘的人我也认识，事成后得意地问我道：这两口子真是门当户对，十分匹配吧?我心想就等著瞧吧！没想到真被我料中了，在他们都有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后，竟打离婚彻底分手了。这是后话，以后再说。却说她在铁道兵文工团时，团里有项额外的特殊任务，即在周末到中南海去，给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伴舞。她是部队文工团舞蹈队的，又是“烈士”子女兼高干子弟，不仅业务熟练，政治尤为可靠，就常常去执行这一光荣任务，结果为此不仅改写了她自己后半生的历史，还影响到了她周围的人，此事由来及后来情况如下：
三妹关“宫”享受恩宠
有一次，铁道兵文工团又奉命进中南海伴舞，其中就有三妹，正好赶上跟伟大领袖跳。她本来就会“来事”，如此天赐良机，当然乘机大显身手，竟一下引起了老人家的兴趣。由于她是单眼皮，已故“第一夫人”杨开慧也是单眼皮，老人家竟说她有点像杨开慧。杨的小名叫“霞姑”，伟大领袖就赐她以御名为“李霞”。他们在舞中闲聊时，老人家问她明天是星期天，你们都去哪儿玩哪?她说没有什么地方可去。老人家顺口道，到我这儿来嘛！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第二天三妹真的去了。中南海警卫室不让她进，她说是主席让我来的。警卫室打电话报告请示，又一直捅到伟大领袖处，老人家想了想道，我是说过这话，既然来了就让她进来吧！于是龙颜芳心一齐大悦，她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老人家也重见了活生生的又一“霞姑”。就在他们一老一少相谈甚欢时，中南海警卫室一个电话打到铁道兵文工团，批评他们怎么没管好自己的团员，居然让她闯到伟大领袖身边来了。警卫室让文工团团长、政委马上赶到中南海来，准备等“私闯后宫”的已成为老人家身边人的“李霞”出来时带回团去，给予必要的批评教育。
几个小时以后，也许“日理万机”正“为国操劳”的伟大领袖确实另有公务，三妹这才恋恋不舍地“退朝出宫”，一到中南海门口，就由自己的团长、政委带了回去。不过团里谁也不敢怎么对待她，因为她已有了“尚方宝剑”，说是毛主席让她以后随时可以再去，并且留了相互联系的办法，使她从此享受了“圣上恩宠”，并且成了谁也惹不起的通“天”人物。不久以后，她就被调出铁道兵，“奉旨”安插到离老人家更近的北京卫戌区，又进了什么公安学校。据说老人家非常关心她，让她“脱产”学习特别是学外语，说要将她培养为贴身秘书，并且不论何时，老人家一旦想到她，她就得进“宫”侍候，老人家外地出巡时，她也得陪“驾”护“辈”，一时成了伟大领袖身边不可或缺的人，至于是“宠臣”还是“宠妃”就说不清了。
也就在此期间，即一九六五年秋，我那“铁哥们”画家，正出差在西藏，忽接北京急电，如给飞岳的十二道金牌似的，命他迅即返京，接受重大任务。他一头雾水地赶回京城，却见已为他布置好了的新房，立即“奉旨”与三妹完婚大吉，并且筹办喜事全部用费，皆由伟大领袖处支付。为他们操持一应婚礼大事的，就是我的老友二姐，她表明这是执行“最高指示”，奉命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这使我那“铁哥们”画家，又惊又喜又难以置信，没做梦就娶上了媳妇。他们婚后，相继有了一儿一女，越长越大后竟没一个像他们的爸，即我那“铁哥们”画家。好在当爹的并不计较，当时也没DNA检查，也就由它去了。
三妹成北京草委会文教组副组长
到“文革”时期，三妹和画家夫妇竟都成了名人和要人，只是夫妇两人各走一极，妻子成了北京市革委会的文教组副组长，其官职和权力至少相当于省市的文化厅局长。当时她经常抛头露面，对下属的各个文化单位和文艺团体等等下命令作指示，还曾领着样板戏女演员，随她进“宫”参见人们梦寐难求的伟大领袖，既使他们亲耳聆听了凡人未闻的“最高指示”，又为当今“圣上”当面恭唱了“堂会”折子戏，都使女演员们获得了此生的最高荣誉。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林彪、江青等“左”派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广大革命群众，原是文工团员的三妹竟手抱语录本，笑盈盈地站在“副统帅”和“伟大旗手”之间，简直也成了他们的“亲密战友”，不只豪气冲天，并且牛气逼人！只是这时她那老公，即我那“铁哥们”画家，不仅没有如此风光，反而成了所在单位掌权造反派的对立面和阶下囚，因为他的老婆能通“天”，遭到了夺权者的忌恨，找不到也不敢碰女的，就拿男的出气，使那画家受了很多罪。在两派斗争中他也成了著名人物，不过是反面的，“坚决打倒”和“欢呼揪出”他的大标语，刷到了天安门城墙上，比他作为画家的名气，大得怎么也比不了。他的夫人即当年的三妹，有时运用权力和关系，拉他或帮他一把，却又常常顾不上自己老公，由他被对立面批门关押和刑讯逼供，因此我那画家朋友，那些年吃了大苦头，与其夫人的地位待遇，成了一个如上天堂、一个进地狱，他们夫妇自然也被革命“革”得时分时合，闹得家不像家、夫妻也不成夫妻了。
好在不论别人怎么折腾，三妹身后自有最大后台，使她“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照当她的市革委文教副组长。可别小看这个“副组长”，其能量和威风却大得令人目炫，许多上层人物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新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曾与三妹同行的刘庆棠(也就是人称“长征两万五，不如跳个芭蕾舞”的那个舞蹈演员)，北京卫戌区司令吴忠，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等等，都是她家的常客。她家门前老是停著作为高级干部标志的红旗轿车，原是我们军长的二姐她丈夫，对这位三妹也恭敬甚至崇拜起来，时时来讨教和请示她这事那事、.....她之所以如此，原因只有一条，即她能通“天”，全国八亿人口，她是少有的能直接面见伟大领袖的人之一，连她的住房，也是由中央办公厅安排的，位置就在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即现在主府井南口北京饭店西侧“贵宾楼”的原址。不只如此，家里还安了部摇把电话机，那头直通中南海，老人家可以随时传唤她进“宫”，电话铃响后，红旗轿车就到门口，马上将她接进“宫”去。可怜我那“铁哥们”画家，虽是她的老公，却成了她家男仆，吴德、吴忠和刘庆棠等一到，因为都是夫人的高官贵宾，他就得在一边递茶倒水侍候客人，夫人俨然是党国要人，老公只剩了喊“渣”应“诺”的份儿了，他们家只有“母鸡”会“打鸣”了……
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
苏联有部关于彼得大帝的故事片，其中一位大臣有个颇有姿色的使女，其实是他养的小情妇，一天大臣又去找她求欢，却被使女迎面给了一记耳光，原来她已被皇上“宠幸”过了，身份已由原来的使女变为未来的皇后了，那大臣只得将自己的小情妇拱手让给了彼得大帝。我的朋友三妹及其老公，似乎也是这样，三妹，由一个普通的文工团员，突然成为一个权倾一时的高宫，其原因只是她不仅成为伟大领袖身边的人，更已受到当今“皇上”的“恩宠”，她的身分地位已是一位“宠妃”自然不再同日而语了。不过此事绝对不能乱说，不只涉及三妹及其家人的隐私，更事关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追究起来将罪责难逃。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我不仅逐渐得知一些真情实况，又已有书为证。
嫂子被退货二姐被留宿三夜
“文革”以后若干年，国内秘传著一部禁书，即在国外写作并在境外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缓回忆录。我早已风闻此书，但没有特殊关系的人，是很难看到的。有回我们老军长和二姐的儿子来我家，说到此书时，他说他已看过，并且不无炫耀地说，那书里写了我三姨，连我妈都写进去了。后来我终于找到此书，读后发现其果然多处写到三妹，也写到了二姐。原来三妹自从进“宫”，被老人家钦定像杨开慧后，真的继承了“烈士遗志”，并且代行了“第一夫人”职责，不断被伟大领袖“宠幸”。她发现老人家虽然“日理万机”，却又有此一好，实为日理万“姬”，她就以身相许，努力为其服务，更为求其欢心，再为老人家引进别人，好让他换换口味。她陪“驾”伴“君”到上海时，就把自己正在上海的嫂子，也是一位舞蹈家的女性，领来朝拜“圣上”。哪知“龙心”不为所动，因为她嫂子虽也有几分姿色，却没有被老人家看中，当天就将其打发走了。后来她又跟老人家到了无锡，当时仍当军长的二姐夫和二姐都在无锡，她就领着二姐夫妇一起来参拜“皇上”。这时二姐虽然已近中年，却仍姿色出众，尤其是那雍容华贵的气质，老人家一见立即龙心大悦，先留他们夫妇两人共进晚餐，三妹自然在座作陪，饭后却让当军长的老公先自己回去了，将其夫人即二姐留住了三夜，使其也享受了几天“龙恩”。
虽然三妹这时已当了“拉皮条”的角色，他们姐妹二人共享了“皇上”恩泽，凡人哪有这等福气呢?当时正随“驾”的中办副主任汪东兴和李志馁医生，指著三妹悄悄说，她妈妈要在的话，她也会领来孝敬“皇上”的。书中又写到，李志缓医生发现伟大领袖沾上了“滴虫病”，这是从别的有此病的女性处得的，但对男性无妨，只是在他再与另一女性干那事时，又会将病菌传给下一个。李医生禀告“皇上”说，这病会传给江青的。伟大领袖坦然道，他和江青早没那事了，要有的话正好在她那里头“洗一洗”。后来我知道，那滴虫病就是三妹“献”给伟大领袖的，因为我那“铁哥们”画家，也沾过三妹这光。李志缓的这部回忆录，虽然在国外境外公开发行广为流传，在我国大陆却是“党和国家绝对机密”，严禁任何人泄露，更不得传播。但是其中写到三妹的事，却由我那“铁哥们”画家证实了，他说自己在“文革”中因为受迫害，关押揪斗叉上过刑，放出来后身体很虚弱，回家后夜里与三妹干那事时，使三妹有近水却解不了近渴，气得她骂道，你都不如个七八十岁老头子！正是此事，埋下了日后他们夫妇分手的“种子”。我得知此事后对我那画家朋友说，你老兄也够“幸福”了，居然与伟大领袖“共饮一江水”。他恼火得把头上的军帽一摔道，我这顶“绿帽子”算是戴定了！不过这话是在“文革”结束多年后才说的，当年我还未见上述那部“医生回忆录”，也不知我所熟悉的三妹已是“圣上宠妃”(严格地说应是“之一”，因为“宫”中“宠妃”不止她一个)。
所以在“文革”后期，我为了“躲风”，借口学习领会毛主席革命路线，去红军“长征”路线访问写生，正赶上我的“铁哥们”和三妹在闹离婚。因为我与他们两人都有多年友谊，更不知他们要离的主要原因，去劝说他们“和为贵”，由于离婚是三妹提出的，我又特地去拜访了她的大姐，让她也帮助劝说三妹。那大姐却小声对我说，你不知道，他(即我那画家朋友)那东西不行了，我三妹正来劲，他却罢了工，夫妻生活没法过，再加上别的事，他们是非离不可了。我想这其实是种病，可以治好的，还打听到一种药，叫“肉苁蓉”，专治“阳萎”，拖人去买，以为只要治好这病，能够满足三妹所需，他们就可以不离婚了。但是当时三妹他们正剑拔弩张地较著劲，我“铁哥们”的病也不能马上治好，不如暂避锋芒，先退避三舍，让他和我一起到“长征”路线写生去，他欣然答应马上与我同去“长征”了。我们在贵州和云南等地转了三个来月，我因为家里有事，先回了北京，他却又去了西双版纳，住进僚族村案深入生活。哪知三妹正急着要和他离婚，等他马上回来办手续，可就是怎么也找不到他。三妹着急，她的大姐、二姐也跟着着急，他们知道即将成为三妹前夫的画家，是由我领着“逃跑”出去的，就气不打一处来，对于我这“忘恩负义”之举，非常生气发起火来，这就又引出了一些事情。
我怎么对他们“忘恩负义”了?
关于我的“忘恩负义”，另有一段我与他们姐妹的故事。就在“文革”中三妹正身居高位神气活现时，我在本单位因为得罪了“副统帅”和“江女皇”一伙的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并被开除党籍军籍，押回原籍劳动改造。两年后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林彪之流垮了台。当初定案处理我的正是林彪死党黄吴李邱等，我在劳改中听到此事后，就蠢蠢欲动想回京翻案，但是因为久居乡下，不了解外头情况，就写信给我那“铁哥们”夫妇，请教他们怎么办好，他们很快覆信支持我回京参加反对“林陈反党集团”的第十次路线斗争。我还是没有把握，正好我那老军长已调任为江苏省军区政委，他和夫人即二姐都住在镇江，我就从江北乡下偷跑到镇江，找到他们家见到了二姐。老军长没在，说是外出开会了，也许因为我还戴着“帽子”，他为了避嫌，故意不见我。二姐听了我的陈述，她说已从三妹夫妇处知道了我的事，给我讲了林彪一伙垮台和“文革”中的许多事，认为我的问题完全可以平反，根据我的出身历史和一贯表现，不会有什么问题，支持我回京找原单位去，也可以直接找总政甚至军委上告。二姐说我可以马上走，由她向我提供路费。我说还不行，这次我是从生产队偷跑出来的，我得很快回去，家中还有个老母亲，也得安顿一下才能走，又说路费可以自己筹，回乡时曾给我几百元安家费，借给生产队买牛了，现在能够还我一些，正好用它当路费，届时我将从乡下直接回北京。二姐说这样也好，就拿出一批关于“文革”和林彪问题的文件材料，让我了解外头形势和上头精神。
当天晚了，我不敢到外头住旅馆，因为没有任何证件，万一被“文攻武卫”查出我是潜逃入城的“反革命”，不打死也得脱层皮。二姐毅然决定“窝藏”我这“反革命”，让我住在她家，这里是省军区政委家，谁也不能随便进来，躲在这里最保险，就使我在她家睡了“文革”以来最为安稳和舒适的一觉。从白天到夜里，我又看了一批文件材料，心里也更有底了。第二天我就告别二姐回到乡下，临走前她嘱我到京后就去找三妹夫妇，让他们把北京的斗争情况告诉我，还要我有什么事就随时与她联系，最后又说：一听说你也当了反革命，我从来就不相信，我们看看你和三妹一样，在革命队伍中长大，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怎么可能是反革命，所以我们都支持你平反，你放心去北京吧，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我回到北京以后，马上去找我那“铁哥们”家，他们当时还住在“中办”为三妹安排的住处，即后来的贵宾楼原址。我去时忘了城市人的作息规律，仍按乡下习惯早上六七点就敲开他们的门，他们夫妇睡意蒙胧地起床接待了我。通过谈话我了解了当时北京和各地的情况，听了他们对形势的分析估计和我怎样进行斗争的建议。这使我与他们夫妇之间除了原有的个人友谊，又增加了一层革命和战斗以及路线斗争的非常友谊。由于我已被开除党籍，这时正是没有政治生命之人，在经过曲折斗争之后，终于恢复了政治生命，而这正是在二姐、三妹及其一家的支持帮助下实现的，因此二姐、三妹和我那“铁哥们”，都是我政治上的“救命恩人”。可是后来我竟背着二姐、三妹，和我那“铁哥们”相约结伴“逃跑”出去，使三妹要离婚离不了。误了三妹好事当时我不知道，三妹所以急于离婚，是想再嫁一个大官。原来有位年纪不老的政治局委员，刚刚死了妻子，正在虚席以待，三妹就想乘虚而入，改嫁给那位政治局委员，以使夫妇两人都可在政治舞台上徜徉，不似这个画家老公，只配在家里为她及其贵宾端茶倒水。可是这个画家却被我拉走并且抓不回来，这使二姐、三妹对我都很恼火。
在此期间我原来所在文工团的老团长，去看望老军长和二姐夫妇，二姐一见老团长，竟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道，“你们团的那个卢弘（作者笔名）很不像话，我和三妹当年那麽关心支持他，帮他从林彪迫害下解放出来，但是他忘恩负义，与他的“铁哥们”合伙欺侮我们三妹，使我们找也找不到他。”这事与我们老团长完全无关，他被说得莫名其妙，只得说他与我多年不联系，我干过什么他一点也不知道。二姐仍气呼呼的要他负责向我转达她对我的强烈不满。也在这时，我的妻子在出国援外时不幸牺牲了，三妹出于我们多年友谊也来慰问我，对我表示了一通关切之情。哪知在离开我时竟说：我想想还是要骂你，你把你那“铁哥们”藏到哪里去了，你得马上把人还给我！我诉苦道：他年龄比我大，资格比我老，级别和名声也比我高，他的行动是他自己作主，我怎么能背着你们带他走又藏起来呢？其实我那画家朋友，知道三妹正急于与他离婚，就故意呆在边疆地区，拖着不回来，“干耗”着她，而我实际上是支持他这么干的。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