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夏天，美国大英百科全书访华团在北京拜会邓小平，中国百科全书高级编辑梁从诫担任翻译。当他逐一将客人介绍给邓小平，其中介绍到一位年届九旬的女编辑，她曾在美国国防部工作过，邓突然兴奋起来，用浓重有力的四川话说：“咱们是同事喽，都是打仗的！现在失业了，没仗可打了，但还是和平好！”当梁把这席话翻给女编辑，她吃惊得差点从藤椅上掉下来。她事后不解地对翻译说：“我怎么跟他是同事，不可思议！”
1991年8月，梁从诫先生到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参加学术会议，当时正好我在那个中心做访问研究，他到我家做客，在交谈时，他兴致勃勃地讲了这段轶事，并谈起他和父亲及祖父这三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命运。
考上举人，考官赐婚
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见到梁从诫的人，都自然地把他和他的祖父联到一起，因为他祖父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梁从诫谈起祖父，也肃然起敬。
他讲述说：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20岁考上举人。当时朝廷主考官是礼部侍郎（后为礼部尚书）李云端。李特别欣赏祖父那一手好文章，看到那纯熟的文字和老道功力，以为祖父是中年以上。待当堂见面，才发现梁启超是个英俊少年，李考官当堂决定，将妹妹赐给祖父为妻。梁从诫笑道：“就这么决定了我奶奶是谁。”梁启超毫无选择余地，只有叩头谢恩。稍后，一位地方主考官对李云端说：让你抢先了一步，我原想把女儿给他。
康梁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随老师康有为出逃日本。在日本办报，初与孙中山合作，后因观点不同而分道扬镳。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着龙袍称帝。梁启超对此坚决反对，动员学生蔡锷将军起兵讨袁。58岁时，梁因病逝世。
梁启超在日本留学时，有了儿子梁思成。梁思成自幼聪颖过人。当时美国倡议把1900庚子年八国联军的清廷赔款减退，为中国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用这笔“庚子款”建了“庚子学校”，专门培养中国理工人才。
梁思成和太太林徽音都考入这所学校，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拔去美国继续读建筑。梁从诫回忆说：“父亲不仅学习超群，还是能工巧匠，去美前，曾亲手做了一个铜镜送给母亲。他们到美国后，母亲成为第一个在美读建筑的中国女生。”
“1929年，他们学成返回中国，父亲在东北大学创建了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抗战前，父亲到北平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当时月薪四百银元。”面对北京飞涨的物价和知识分子的穷酸处境，梁从诫感叹说，当时四百银元相当值钱，因一个保姆月薪才两个银元即可生活；差别非常大。据可查到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年发薪帐目，图书馆长李大钊月薪六百银元，当时任馆员的毛泽东才拿六个银元。北洋军阀政府也很厚待知识分子。
设计国徽、纪念碑
“七.七”事变后，梁思成一家逃离北平。梁从诫问母亲为什么要逃，林徽音说：不愿当亡国奴，不愿看日本旗。他们在长沙租屋住下。但日机第一次轰炸，就把他们的住屋炸毁，庆幸那天全家外出。梁从诫说，他仅有的童年记忆是跟母亲在瓦砾中挖家里的东西，母亲找能用的炊具，他找积木。那年他五岁。
不久他腿上长了疥疮，母亲患了严重肺病，一家人贫病交加。长沙无法存身，全家又移居到重庆乡下。一天，梁从诫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到重庆，我们往哪儿逃？林徽音指着门前那条河说：投河去死！幼小的梁从诫惊恐地拉着母亲的手说：那我怎么办呢？林徽音一字一句地说：国之不存，怎顾得你！她就是这样一位执拗、方刚的女性，这种刚烈的性格给她一生带来悲剧。
1947年底，第二次来美深造的梁思成决定回国，很多朋友劝他不要回去，因当时国、共逐鹿中原，中共胜势已定。梁思成只说了一句话：共产党也要造房子。
回国后，他在北京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教授，夫妻俩全心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他们夫妇深得周恩来器重，不久，梁思成出任了国旗设计小组组长，后又出任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设计组长。国徽全国招标，林徽音的设计草图一下子“中标”，中共要员毛、刘、周、朱都画圈同意。一时，梁思成夫妇成为新政权的“红人”。
北京古城墙万万拆不得
但好景不常，很快他们与党发生冲突，起因是拆北京城墙。当时的北京城墙可称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城墙，环城长达四十公里，有七百年历史，元朝就开工，明初建成，比明末建的八达岭还早，可谓真砖真墙真古董。中共要拆，梁思成和林徽音都坚决反对，认为无论从历史价值、建筑价值、美学价值，或者从给后人留点古迹的角度，都万万拆不得。
倔强的林徽音直闯当时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跟彭真大吵一顿。彭真既不懂建筑，也不懂美学，说不过林徽音，只得端出“底牌”：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当时批示：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今天党与人民心连心，不需要墙。林徽音只好退一步说：可以把它改建成环城公园，在城墙上栽花、种葡萄藤，再放上长椅，在各处修登城墙梯道，在交通要道开口通车，这样，北京市民皆可在此休息娱乐，又可淡化“封建象征”。
梁从诫说到此，特别感慨：如果当年能采纳我母亲的意见，今天北京城墙将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壮景，不知游览外汇能增加多少，因为仅仅一个光秃秃的长城，就有成千上万的外国游客；而且北京城墙还可解决北京公园少，游人拥挤，以至假日傍晚谈恋爱，公园一条椅子要同时挤两、三对的窘困现状。
毛泽东的话就是“圣旨”
林徽音那时还没认识到，毛泽东已经成了新的皇帝，他的话就是圣旨，无论彭真、彭假，都只有叩头领旨去执行的份。林徽音一次次打报告，找中央领导都无济于事，最后绝望地提出：拆就拆吧，能不能留下城楼，左右再各留五米墙，给后人一个纪念？但她的话和所有专家、学者们的一样，都一万句不顶一句，因为毛泽东的指示，在那个时候，就“一句顶一万句”了。
拆墙就在林徽音的眼皮底下开始了。那轰轰的推土机和铲车，像碾碎她的心。还有什么能比捣碎伟大的古迹更能让一个学贯中西的建筑学家更心痛！她未曾痊愈的肺病加重了，她的执拗使她怎么也想不通这一切。于是，生气、愤怒、痛苦。在又气又病的夹击下，于1955年溘然长逝。
怀抱一腔爱国热血的梁思成惊呆了，他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但更让他不可理解的事随之而来——横扫千军的文化大革命铺天而至，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游街，最后被赶出清华，下放到江西农场。1972年他死在那里。
死后周恩来才想起他
中国的事情很怪，梁思成死了，周恩来才想起了他，要为他开追悼会。梁从诫清楚地记得，当时中共元帅陈毅的追悼会比他父亲的正好早开一个星期，而且就在同一个礼堂。梁从诫亲自去礼堂，把花圈上追悼陈毅的挽联换成悼念父亲的。
追悼会上，当时清华大学负责人谢静宜代表周恩来慰问家属，问梁从诫家中缺什么，并说总理还记得林徽音。梁从诫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总理那么忙，要管整个国家的大事，还记得他母亲，还能准确叫出名字。
我沿着这个话题请教梁先生，“既然周恩来那么器重、赏识你母亲，那为什么拆城墙时，她不去找周恩来，毕竟周恩来是个聪明人，懂得古迹的价值。”梁从诫回答说：“出于私人感情，我感谢总理对我家的关心。但是……”他沉缓了一会说：“抛开这些，平心而论，周恩来的最大本事就是把毛泽东的一切错误能说到让别人接受。”
梁从诫成了“梁三子”
梁从诫身上自小就显现出祖父和父亲的遗传与影响，他也聪明、好学、刻苦。22岁大学毕业，1958年又考上研究生，导师是苏联专家，攻读世界史、美国史，研究罗斯福新政。毕业后到云南大学任教。1962年，刚满30岁的梁从诫调回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准备一展才华。
但文化革命来了，作为一个名门后代，他自然成了革命的对象。梁从诫的名字变成了“梁三子”：批斗的牌子写着：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批判后，他被下放到江西乡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一下放就如同抗日战争那么长：八年！专业完全荒废了，世界史淡入记忆深处，“罗斯福新政”在脑袋里旧得发黄，但他学会了种地、扶犁、焊接，会开各种型号的拖拉机；他像父亲一样，也有着能工巧匠的素质，居然学得一手好木工，到过他家的朋友发现，那精巧的桌椅柜和书架等，都是主人的手艺。
八年后，他被允许返回北京，但没有单位要他。后来，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工作的阎明复（ls事件后被撤职的开明派统战部长）请他去做了编辑。他英语很好，七九、八零年，他有两次机会在北京为美国访问团会见邓小平做翻译。
中共是最善于做“统战”工作的。梁启超的孙子这块招牌也许会派上用场，于是梁从诫被请进全国政协，做了委员。但梁从诫身上流动着母亲那种刚直、执拗的血，一次阎明复问他对“政协”的看法，他直率地说：一个政而不协——既无政治地位，又什么大事也不找它协商。
三代人选择越来越小
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三代人走了一条共同的忧国忧民、报效国家的典型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我请教梁先生怎样看待他们三代人的共同点和差异。他不假思索地说：最大的共同点是都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爱国心。为了这种责任、爱国，而不顾个人；但三代人都是失败者。他们都不喜欢政治，但政治都找上门来。
“为什么都是失败者呢？”梁先生回答我说：因为中国政治文化是不能听，也不允许有不同声音的文化。而他们三代人恰恰都说的当权者之外的声音，结果都遭厄运。其实，他们是秉承一片爱国之心，他告诉我，一次他与阎明复讲，中国需要这种“爱国的反对派”。他用英文强调说，是“loyal opposite”。
谈到三代人的不同，他有些悲怆地说：一代不如一代。学问祖父最大，父亲在建筑学上很有成就，我只是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比祖父和父亲都深，在社会底层八年，直接感受到老百姓的痛苦。
梁从诫先生已是第三次访美。我问他感受，他直截了当：“多元。这里让人有更多选择。我们三代人的最大悲剧是选择越来越小。”我回应道，人们都说晚清是腐败的大清王朝，但它还产生了梁启超。但共产党建政后，又产生了什么呢？梁从诫先生感慨地说：如果他有祖父当年那样的环境，今天也会更有成就，不会跟祖父差距那么大。而他的人生，没有自己的选择，大学毕业就到“人事厅”报到，以后工作、研究、居住地，都由党安排，他从不属于自己。连思想和学问也不属于自己。他告诉我：三十年前他教过的一个学生，现在云南大学当教授，写了一本《世界史》送给他看。他仔细一看，书里很多观点还是三十年前他讲授的。而他的这些观点又是当年他的导师、苏联专家教他的，全是以苏联“十月革命”为世界中心的世界史。今天写来，显得荒唐；但仍在写、仍在出。
复杂的民族情结
梁从诫后来做了北京文化书院副院长。虽然一生坎坷，但他仍对国家有着深深的爱。他告诉我，母亲也是这样，当年肺病非常严重时还坚持画“国徽”草图。后来手都拿不动笔，呼吁困难，还支撑着画完大纲，最后细部由父亲和朋友等完成。
为什么这样一些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要追随中国共产党，并且对党一次次犯错误都给予原谅呢？梁从诫分析说，“这里有一个民族情结，有个大背景——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人挨洋人打，受洋人气的历史，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火烧圆明园，中国人都一败涂地。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使知识分子感到中国统一了，独立了，在外国人面前站起来了，变成了世界大国。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压倒一切，这就是‘原谅’的心理因素。包括我本人，在文革后期已看出这个国家的整体性问题，但仍对党和国家有着爱的感情。党犯了错误，我替党难过、害臊，虽然自己不是党员。但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操受到挫伤。”说到这里，梁从诫比喻说：“如同一场恋爱，你对她一片好，结果换来一场臭骂，这种伤了的感情很难恢复原状。”
一出国，就“出事”
这是梁从诫第三次出国访问。他说想找个命相学家看一看，怎么他一出国，就“出事”——1986年底他来美国访问，中共高层“地震”，总书记胡耀邦“辞职”；1989年4月访美，北京发生“TAM事件”；这次来美，他和我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看苏联政变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我说，“你下次出国，这个世界，能出‘事’的只剩下中国了。”
（作者注：今天看到梁从诫先生去世的消息，一阵伤感。把网络时代之前的旧文打字（只有个别字的修正），发到网络以悼念梁先生。他们祖父三代人失败的原因，值得所有中国知识分子思考——2010年10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