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党成员之一：毛新宇
拉帮结派，各立山头
在“太子党”第二梯队成才的五十年代，社会风气、干部作风远不似今日样腐朽，所以“太子”们在学校读书时，彼此之间也较少攀比各出口父母的官职大小。
到了六十年代，这种情况有所改变。父母大都居住在北京，而且“太子”们又到了喜欢交际的时期，他们开始行走豪门之间、出入宫苑之内，不同级别的家庭不同设施，以及他们自身所享受的不同待遇冲击著，他们正在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政治理念。他们很容易察觉到自己的自尊心的来源原来是父辈的“等级”。
在毛泽东时代结束后，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父母重返政坛，使他们也迫不及待地通过当“秘书”、“干部培训班”等方式获取高位。并以父母的派系及出自己的学校划线，拉帮结派，各立山头“招贤纳士”，形成各自利益一致、配合默契，有能量有经验的班底。在最高层，最主要的“太子党”圈子分别以叶剑英之子叶选宁、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邓小平之子邓朴方、王震之子王军、陈云之子陈元、陶铸之女陶斯亮、杨尚昆之子杨绍明为首。他们彼此之间时而互相利用，时而争风吃醋，互不买账，任何“外来人”想往上爬，往往依附其中一派。
这一批人虽然在八十年代以来大都升迁过快，但仅从年龄和阅历的角度讲，五十岁上下的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担任司局级至省军级的领导人，不应该算过份。他们自己可以从心理上把自己近些年来突然崛升的原因归之于“文革”中被“耽误”了十年。事实上，他们中像贺鹏飞这样仅有十多年军龄即能官至正兵团级要职，像廖晖那样一夜之间从一个团级（相当于地方县级或国家机关处级）军官跃升为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副部级，后升正主任）的毕竟不是多数，很多人官到如今之高位还是经过了各种“阶段”的。例如粟裕大将的儿子粟戎生，自哈军工毕业后即到了位于“抗美援越”第一线的部队里从战士干起，历任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直到总参军务部副部长。是故，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对自己现居高位的“合法性”也还是有点“底气”的。
就人数而言，第二梯队的成员在“太子党”中为数最多，而且大都在军中身居军、师级甚至更高。
在他们当中的相当一批已将解放军的实权接管，少部份后来“军转民”进入了地方各级政权领导层。这批人在中共“太子党”中为数最多，包括贺龙之子贺鹏飞（中将，海军副司令员）、邓小平女婿贺平（少将、总参装备部部长）、张爱萍之子张翔（少将）、彭德怀侄女彭钢（中纪委常委、军纪委副书记）、陈毅之子陈丹淮（某军副军长）、粟裕之子粟戎生（少将，总参军务部副部长）、谭震林之子谭冬生（少将，总参动员部部长）、杨勇之子杨继平（少将）、杨尚昆之子杨绍京（国防科工委研究所所长，副军级，已病逝）、王诤之子王苏民（少将，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任弼时之子任远之（副军长）、秦基伟之子秦天（少将，副军长）、许光达之子许延滨（装甲兵学院副院长）、陈赓之子陈之健（少将）、刘伯承之子刘太行（装甲兵部队作战部副部长）、罗荣桓之子罗东进（少将，二炮部队后勤部政委）、刘华清之子刘卓明（海军装备论证中、心副主任）、马本斋之子马国超（少将，海军航空兵后勤技术部政委）等等。
中央机关和地方代表人物包括：邓小平之子邓朴方（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小平之女邓楠（国家科委副主任）、伍云甫之子伍绍祖（国家体委主任）、曾山之子曾庆红（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廖承志之子廖晖（国务院侨办主任）、陈云之子陈元（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洪学智之子洪虎（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李维汉之子李铁林（中组部副部长兼人事部副部长）、乌兰夫之子乌杰（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赵东宛之女赵地（中纪委常委）、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林伯渠之子林用三（劳动部副部长）、黄敬之子俞正声（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姚依林女婿王岐山（中国人民建设银
行行长）、何长工之子何光伟（国家旅游局局长）等等。
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当然也同大陆所有人一样，不可能不受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挤入大陆社会的各种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冲击，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僵化的意识形态难以再迷信人民，但又不敢积极引进西方民主的思想。“文革”的混乱局面和他们对自己既得利益患得患失的心态，使他们中间正在酝酿”种比他们哥哥姐姐更大胆、更为务实的政治形态，即所谓“以非意识形态的共产党组织社会力量；以非绝对专制的统治方式，以官办资本（非官僚资本）市场化的经济运行为主体，与”部份非共菁英人士的阶层和集团相结合，来推行异化的共产党独裁统治”的政治方针。这种思想最明显表现在《苏联剧变后我国的现实应对战略选择》，有人称之为“太子党纲领”，激进者更斥之为法西斯纲领。不过，这份纲领的策划者是比他们年龄小得多，应属于第三梯队的潘岳。
平心而论，“太子党”第二梯队毕竟比他们的父母辈和哥哥姐姐们减少了意识形态上的束缚，尽管他们在形式上离不开中共的特殊个性，但他们是中共内部自我改造最坚定的力量。当元老治国时代终结后，主导政坛的“太子党”第一梯队就会积极拉拢第二梯队，使之成为专政的辅助力量，并通过第二梯队与第三梯队沟通。但是，历史不太可能给他们太长的时间，除非他们由自我彻底更新。
第三梯队疯狂牟取暴利
至于“太子党”第三梯队，指的是生于中共建政前后，正在中小学读书时即赶上“文革”的一批高干子弟。他们”出娘胎已是特权的受益者，“新社会”的宠儿，高高在上，一帆风顺。
“文革”初始，他们红卫兵没当几天即随着他们老子倒运，成了人人喊打的“狗崽子”，其社会地位一度甚至不如中共的革命对象“地、富、反、壤、右”的子女。所以邓小平实际上否定了毛泽东以后，“文革”中的落难经历成了他们纸醉金迷甚至无恶不作的借口，从事官倒的理由和从政的资本。这一代高干子女中，因为看透了社会现实的黑暗，看透了人生前景的悲哀，甚至也看透了共产党政权的无望而走向堕落者为数最多。就整体而言，他们对金钱的贪婪超过获取权力的欲念，所以他们更多地在经济舞台上表演，在商海中弄潮。
中共“十四大”上，“太子党”并没有如外界此前所传言的那样大规模进入中央委员会。境外媒体便有了“太子党”全军覆没之说，继而又言“太子党”从政不成，转而入商界求发展，典型如邓小平之子邓质方（四方公司）、陈云之女陈伟力（中创公司）、王震之子王军（中信公司）、荣毅仁之子荣智健一香港中信公司）、薄一波之子薄熙成（六合公司）、李鹏之子李小鹏（华能公司）、叶选平之子叶新福（香港万信公司）、陈毅之子陈晓鲁（北京标准国际公司）、张爱萍之子张品（新时代公司）、乌兰夫之子乌可力一长城工业公司）、彭真之女传彦书日利公司）、宋任穷之子宋克荒（北京置业公司）等等，有人还凑出个所谓“中国十大家族”。
中共部份干子党”纵横商海牟取暴利，既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体现，亦反应出相当多的“太子画对汪色江山千秋万代”毫无信、心，急于赶在干班车”上捞”把的世纪末、心态。但这并不是新一代“太子党”势力的全部特征。事实上，第三梯队的“太子党”成员并没有因为在中共“十四大”上未能成为中央委员，便停止在政坛上谋取权位的努力，恰恰相反，他们正急速在党、政、军系统掌控尽可能多的实权。祗不过因为他们的职务尚还不需要通过党的代表大会，亦不需要令全国人大会议表决，从而较少为媒体注意罢了。
毫无疑问，倘若说当”名现政权的统治者也是一种理想的话，中共高干子女中没有理想，甚至滑向堕落的统聘者主要集中在“文革”中曾一度落难的这一代。倘若说继承父辈遗志也是一种事业心和责任感之表现的话，中共高干子女中对自己父辈用血汗换取的政权最没有责任感的，也集中在这一代。他们身上既有高干子女的骄蛮霸道，又沾染上社会下层的油滑善变。个人命运紧随父母权势升沉和改变这一刻骨铭心的经验，使他们深知必须紧紧与老一辈人捆在一起不能分离。
不过，他们身上虽然没有原则性、道德感和对马列主义的偏执，但却有着更多的贪婪和野、心。他们组成各由H为“政”的“沙龙”，他们“党同伐异”，野、心极大，培植势力，有的则钻入中枢，或当首长的秘书，或在职能部门任不显眼却掌实权的职务，有的则由政而商，还有的更可以像串门子似地在军、政、商三界任意游走，忽而西装革履，忽而将校戎装。
他们之中也不乏立志于一番事业者，并在各出口部门取得了一定成就，其代表人物包括习仲勋之子习近平不上一福建省委副室日记）、邓力群之子邓英淘（经济理论家）以及潘岳等等。
一九九一年，大陆出版了一本名为《共和国的第三代》的书，作者是薄一波之子薄熙成小学的同班同学杨帆。书中把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时的中、小学生们称之为“共和国的第三代”。书中言道：这第三代人中，“干部子女和知识分子子女、平民子女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已经转化为新兴政治家、思想家和企业家的关系。”言下之意，干部子女就必然是“政治家”。
据闻，这本书实际上由薄熙成授意写成，被看作是中共“太子党”的“新政纲领”的奏本之了此书的内容等于坦率地承认了中共“太子接班”的现象，并劝告读者应该认可这种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