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王墓出土铜提筒(右)及战船纹样：在1983年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铜提筒上，刻画出了四艘战船的纹样，每艘船上有6个舱室，并绘出战士和俘虏的形象，而且战士各司其职，有弓箭手，有鼓手，有持剑和钺的武士，还有专职把橹的人，但没有桨手，可见是以船尾摆橹作为动力的。
南越王墓出土铜提筒(右)及战船纹样
东汉陶船，1997年先烈中路出土。
东汉陶船：1954年沙河顶出土，是一艘航行于内河兼浅海岸的客货两用船。船分前中后三舱。船尾有望楼，船前系锚，后有舵。船头两边安插桨架三根，舱内横加梁担八条，以加强船体结构的牢固及加深吃水量，增加了负重能力，还可以使船体行驶时易于保持平稳，在风浪里不易倾覆。从这艘船的规模结构来看，说明广州人民在造船方面已经掌握了高超技术。
广州生活史出行篇
秦汉时期，中国首次形成了全国性的交通网络。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首先颁布了“车同轨”的法令，用10年时间修“驰道”，以首都咸阳为中心，通达原来六国的重要都邑；开“直道”直通塞北，成为军事上的一条快速干线，抵御匈奴；开新道进军岭南，打通了五岭的阻隔；凿灵渠，沟通了长江与珠江水系。到了汉代，在秦代的基础上道路网络进一步拓展，陆路开辟了经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海上首次派遣远洋船队访问南亚各国，建立起沟通东西方的海上航线。
而在古代广州，水乡的地理特点注定使舟船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主角。
《山海经》就有“番禺始作舟”的记载
南越国末代王曾建60吨大船
考古专家指出，岭南地区已知最早的先民马坝人居住在北江河谷的狮子岩洞，考古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址周围一二里内都有河流或湖泊。由于长期生活在河流附近，经常观看树叶树枝随水漂流，自然而然就能萌生制造在水上漂行的交通运输工具的想法。《山海经》曾记载“番禺始作舟”，说是皇帝的曾孙名叫番禺的首先发明了造船。不过也有人认为番禺是地名，指的是住在番禺地区的人民首先发明造船术，时间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在广东曾经出土过汉代的独木舟，方法是“火烧制舟法 ”，还是比较原始的技术，但已经能够看出早期先民们对利用水域的强烈需求。
竹排、木筏和独木舟的发明，大大增强了古代岭南人民的水上活动能力。广州飞鹅岭发现的石斧和石锛，与湛江、海南等地发现的同类工具相当相似，可以推断先民们借助水道的活动范围，已经相当广阔。
随着生产的进步，那种船舱浅窄、运输载货量很小而又容易翻船的独木舟已经不适应水上捕捞和交通运输的需要，于是“舫”应运而生。所谓舫，就是将两只独木舟的船舷互相连接起来，使船体扩大一倍。
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从出土文物来看，秦汉时期的造船事业都是足以使人惊叹的。据《南越志》记载，南越国最后一个王赵建德曾派3000人往绥安县(今福建东南部漳浦县)西南的山中采伐木材造成能载重1000石(约合60吨)的巨舟，但在回来的路上发生了事故，人和舟都沉入深潭。虽然这是一次惨痛的经历，但却表明南越国时期岭南已经具备了制造大型船只的一定技术储备和经验。
著名历史学家罗香林在其记述中表示曾亲眼见到广州汉代的城砖上绘有楼船的形象。船身连船舱共有10层，船中央有一大钟，船右边有一桅，桅上张挂帽形的帆和旌旗，船边水中似乎还有浮木和档木造成的边架。这种船只行驶平稳，不怕风吹浪打，能够在近海航行，为岭南先民由内河向海洋的航线拓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东汉陶牛车，1954年黄花岗出土。
陶马车，1955年先烈路出土。
1974年，在广州中山四路西段，发现了秦代造船工场遗址。图为三个船台横向揭开一段。
便捷牛马车是陆上交通主力
根据考古和地理研究可知，作为珠江三角洲核心地带的广州周边的自然环境，在建城的2000多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秦汉时期的这一地区水域面积远比现在广大，包括南沙、番禺，甚至芳村等区域的成陆过程还在不断进行中，因此水道就起到了今天的“高速公路”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陆上交通就只能靠双腿步行。其实广州先民们对于“车”的需求，也是相当强烈的。
1954 年黄花岗出土的一件东汉陶牛车，展现了汉代人出行的一个场景。这种席篷顶牛车常为贵族或士人使用，盛行于东汉时期。有专家指出，在汉代由于经常要准备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马匹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因此很多时候牛车成为民间甚至官员阶层车架的重要形式。不过随着汉帝国先后控制了北部的多个重要牧场区，马匹的繁育和补给得到了保证，马车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在广州出土的汉代车辆中，马车也时有所见，比如1955年先烈路还出土了一件陶马车，车厢虽不大但制作工整，应当已经是常见的交通工具。
舟船样式多覆盖各个阶层
著名考古、文博专家麦英豪和黎金在他们的《二千年前岭南人的衣食住行》一文中，对于古时广州和岭南地区的交通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读。由于水网纵横，这里的陆路交通并不如中原等地发达，反而水上船运相当繁忙。在两广的汉墓中，随葬车的数量相对较少，而舟船的模型却屡有发现，还发现了秦代的造船遗址。
记者了解到，岭南地区发现的舟船随葬品数量相当多，不仅有船模型，还有刻画在青铜器、城砖等之上的船形纹饰，其形态也多种多样。比如广州近旁的佛山出土的附于水田边的陶船，船内只有前后两道坐板，小而简陋，适用于水乡河网地区农耕生产中的短途运输；广州东郊红花岗出土的东汉陶船，船身短而宽，底平，首尾狭窄，船有篷，篷可以随意拆卸，司篙者在舱篷上操作，这是专门行驶于浅窄河涌做短距离航行的撑篙木船；1956年在广州西村皇帝岗西汉古墓中出土的一件木制船模，结构更加复杂，船的中部有两个船舱，舱两边有走道，两舷有较高的舷板，船的前方有横架木板两块，作为掌楫者的座位，前后两个一排，共有四个木俑持桨，舱尾还有一个木俑掌舵，船上设置讲究，装饰华丽，应当属于内河上达官贵人的交通快艇。
西汉木质船模中已有舵
比欧洲早了一千多年
“舵”的发明是中国古代人民对世界造船史的一大贡献，它为航海者进行远洋航行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条件。事实上，在广州西村皇帝岗西汉古墓中出土的那件木质船模中，便已经发现了舵的存在。欧洲的船到12世纪以后才装上舵——这成为后来促成地理大发现的重要技术突破之一——而我国在公元前就有了舵，比欧洲早了一千多年。
沙河顶出土的东汉陶船上的锚已经脱离了锚的原始阶段，表现在锚上不仅有锚爪，而且有横杆，使锚爪插入水底泥中的抓力更大，已经接近近代的锚。这只陶质船模的式样也更接近近代，装备完善，设计合理，有了部分甲板。如果说皇帝岗西汉古墓中的木质船只能称为小船的话，那么东汉古墓中的陶质船可以称得上是中型船了——原船实长应当在20米左右——其结构比前者复杂得多，专家推断已经具有一定的远航能力，而前者多半只能作为内河上加快速度的快艇。两种船模型的不同，正反映了从西汉到东汉造船技术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