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22周年了，按当时中共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谭云鹤的说法，“六四”也有713名学生和市民被打死。但这么人命关天的事，在当今中国五千多家报纸、电视电台上，却连一个字都不提，好象这件事压根就没发生过一样。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但跟一百年前相比，中国的新闻自由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是倒退了！
清末时，中国开始出现报纸，清政府也随之颁布了《大清报律》等，目的是想控制。但学者研究认为，这些立法还是相对比较开明的，促进了中国报刊的“短暂繁荣”，因为报纸可以跟政府打官司了。在清朝结束前的13年中，只有30家报刊被当局查封（平均每年不到3家）。而今天中国政府动不动就全国“整顿报刊”，一次就查封几百家。去年的整顿，只山东一省就封掉32家报纸，比清王朝13年查封的总和还多。
在过去一百年中，中国有三个时期新闻控制最严，标志都是为一人办报，为一党宣传。第一个是袁世凯称帝遭全国反对时，袁政府颁布《报纸条例》，对媒体严厉镇压，有60多记者被捕，至少24人被杀，全国报纸由500家凋零到130多家，史称“癸丑报灾”。
当时有一家日本人在北京办的《顺天时报》敢登一些不同声音。但袁世凯儿子由于不想让父亲看到那些反对的声音，居然买了套印刷设备，亲任主编，办了张假《顺天时报》，刊登歌颂帝制文章，欺蒙他父亲。这张“一人报”袁世凯当然喜欢，认为帝制是人心所向。但好景不长，袁的家人有次到外面买食物，包装纸是一张真《顺天时报》，袁世凯看后才知道，原来天下一片讨袁声。于是袁登基当皇帝才83天就在全国骂声中“退位”，之后76天就死了（才57岁）。史家认为他“气结而亡”。袁断气前说了四个字“你害了我”，据说就是指儿子办“一人报”（袁曾说这是“欺父误国”）。
中国新闻控制的第二个严厉期，标志也是办“一人报”。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的陆铿曾说，1946年他们给蒋介石办过“一人报”。当时蒋住庐山，南京出版的《中央日报》经上海到九江，再用马匹或轿夫送到山上，已经很晚，蒋对此“不悦”。于是《中央日报》决定在山上专为蒋办张“庐山版”，由陆铿主编，几十人在山上听电台收稿、编辑，这样蒋就可及时看到报纸。当然这张“一人报”跟袁世凯儿子办的不同，蒋总裁事先是知道的。但相同的是，也是刊登权力者喜欢的东西，当时大权独揽的蒋总裁也俨然是“皇上”。
据新闻学者的研究，当时蒋介石国民政府颁布的新闻法令有40多个，其中半数是为新闻检查而设。只是陆铿为蒋在庐山办“一人报”的1946年，蒋政府就以 “重新登记”为名查禁报刊，只是重庆、北京、昆明三地就查封了143家；新登记报刊的资本额，比原来提高五万倍，以此增加办报难度。
中国对新闻控制的第三期，也是最严厉期，是共产党在中国掌权建政之后。中共通过国有化，把所有报纸变成国营，完全被政府掌控。在清末，中国除了一份《直隶官报》，其他报纸都是民营的。在袁世凯称帝时，中国的报纸也几乎都是私营。连袁的儿子都没法办份官报与之抗衡，只能办假报。在蒋的民国时代，除了《中央日报》等，大部分报纸也是民营的，所以蒋政府才要通过巨额资本、繁琐登记、尤其是新闻检查等，来限制媒体。但到了共产党时代，这些都不需要了，国有就是党国所有，甚至都是党报了，党当然可随心所欲。一位《人民日报》副总编曾说，这张中国最大党报除了出版日期，其他都是假的。话虽有点夸张，但说出了党报的本质。今天六四事件22周年，中国大小报纸一个字都不登，不就再次证明这种“本质”吗？从这个意义说，中国的报纸也是“一人报”，是给胡锦涛看的，得符合他的共产党意识形态。袁的儿子当年办的是假《顺天时报》，今天中国的报纸是真的《顺党时报》。
但“一人报”无法长久，甚至等于“报丧”。袁世凯镇压新闻，但从当上总统到皇帝到死，前后才四年。蒋介石从“办一人报”、严控舆论，到被打败逃到台湾，只有三年。
今天则到了互联网时代，手机、推特、脸书、博客等，等于每个人都可以办张报纸，办个小电台，把北非、中东等民主变革的真实信息，像袁世凯家人外面买食品时包装的真报纸一样，传进中国。胡锦涛的党报们虽然还在吹谎言气球，但不管其多么庞大，在真实的针尖下，都会被扎得“漏气细无声”。这个网络的科技革命，给 “革”专制的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武器。所以，也只看“一人报”、只听赞美声的胡锦涛们，当然也不会逃脱袁世凯、蒋介石“皇朝被结束”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