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多学者和学术权威来说，对外宣称美国正在衰落且不再是世界头号强国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衰退论”者自称是现实主义者。事实上，他们的告诫一点也不现实。
上世纪80年代，以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为代表的早期衰退论者主要关注美利坚帝国的过度扩张（imperial overstretch）带来的所谓破坏性影响。到了最近，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则着眼于疲软的美国经济。在学术权威中，左翼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以及右翼的马克•贺普林（Mark Helprin）都拉响了警报。
这场辩论涉及的问题包括美国到底是绝对衰退还是相对衰退，以及诸如“适应性”和“被动性”等概念。有些问题是可以衡量的，比如国内生产总值（GDP）、军事实力和人口数量。还有一些则无法衡量或难以衡量。
按绝对价值计算，过去十年美国增长趋势明显。2000年至2010年间，尽管有2001年网络泡沫的破裂以及2008至2009年大衰退造成的严重下滑，但以不变价格计算，美国GDP还是增长了21%。2010年美国的军费支出比2000年高出了55%，达到6,970亿美元。2010年美国人口数量为3.1亿，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10%。
那种认为人口数量决定命运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当人口增长能降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时，人口规模的大小还是非常重要的。美国现在的情况就说明了这点。和其它发达国家相比更高的出生率和移民率增加了美国的人口数量。
但和世界其它国家相比，美国在一些指标上也出现了显著下滑。2000年，在二十国集团中，美国GDP占其余19国GDP总和的61%。到201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42％。 2000年，美国GDP规模是中国的八倍多一点，但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跌落至不到三倍。日本就是一个对比鲜明的例子：2000年美国GDP是日本的两倍，但到了2010年（2011年的海啸和核灾难发生前）却变成了2.6倍。
在绝对增长和相对衰退之间还有一些数据值得思考。
美国军费开支大幅增加。2010年美国的军费支出是北约其它所有成员国总和的两倍多，而2000年时这一数字还只有1.7倍。2010年美国的军费支出是俄罗斯的17倍、中国的九倍，而2000年时，这组数据分别只有六倍和七倍。
再看人口统计数据。2000年美国人口为2.82亿，占全球人口4.6%。到了2010年，美国人口上升至3.1亿，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也扩大至4.9%。2000年时，美国人口相当于欧盟15个成员国人口总和的59%。但到了2010年上升至78%（还是以2000年时那15个国家统计）。如果算上2004年至2007年新加入的12个成员国，这一比例仍高达62%。
2000至2010年，美国人口增幅比日本高10%，比俄罗斯高13%。由于中国和印度的人口规模巨大（分别为13亿和12亿），同期美国人口增幅仅比中国高0.16%，比印度稍低。
相对于绝对人口数量，人口构成中壮年劳动力和非劳动力的比例更为重要。同中国以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人口构成相对有利。
那么，有关美国到底是增长还是衰退，上面所有这些数据可以告诉我们些什么信息？
虽然经历了大衰退，但从GDP、军费支出和人口增长三个明显指标看，按绝对价值计算，美国增长势头明确。
但按相对价值计算，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尽管过去十年按实际价值计算美国GDP大幅增长，但和二十国集团的总体GDP对比，美国GDP下降了19%。和中国相比降幅就更为明显。
如前所述，无论是和北约、中国还是俄罗斯相比，美国军费开支都呈上升趋势。但单从数字来看，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是美国将过多的资源分配到军事上，还是其它国家分配地太少。数字也无法说明军费支出增加对经济增长究竟产生了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
最后看人口数据：和全球人口相比，美国人口小幅增加。和欧盟相比，增幅会大一些；和日本与俄罗斯相比，增幅很大；但和中国与印度相比，仅有微幅增加甚至是小幅倒退。
下面来看结论：一些数字体现了增长，一些数字说明了衰退，还有一些数字则能说明两方面的问题。这些数字所传递的信息和遗漏的重点同样重要。遗漏的重点包括激励或阻碍创造力、创新、创业精神的社会或制度因素。
这些数字也忽略了文化、产权、法律和政治自由在短期和长期的影响。这些数字也无法预言中国所谓“红色资本主义”在和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元老长期竞争的结果会如何？而在比较和预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适应性时，这些数据忽略的信息比传递的多。
整体情况远比衰退论者描述的要复杂。现实世界总是复杂的，单一维度的描述不是反映现实，而是扭曲了现实。
（编者按：沃尔夫是兰德公司知名的国际经济学研究负责人，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