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先生去世的时候，我正是呀呀学语的年龄。记得从那个时候开始，对于蒋介石的仇恨就一直伴随着我的童年、少年直至青年。
小时候，我和我的伙伴们喊得最多的口号就是：打倒蒋光头！虽然后来也喊过打倒林彪，再后来也喊过打倒邓小平。但是总的说来，都不如“打倒蒋光头”喊得那么频繁，那么响亮！每次看电影，只要一见到蒋介石，我和我的伙伴们就会恨得牙齿发痒。记得看《西安事变》的时候，我还为张学良把蒋介石放回南京而气得流泪。
再过了一年，蒋介石在大陆的老对手也死了。我只记得我们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聚在“皮匠”门前的大树下哭成一团。印象最深的是，我这个小孩子也被大人在胳膊上绑了一条黑布。
我读初一的时候，学校要出一期国庆特刊。我写了一首诗《缅怀毛主席》，被学校选中刊登出来。为此我激动和骄傲了整整一个学期。那个时候，我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领袖们热爱得要死。心里总是想着自己快点长大，好早日解放还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台湾人民。
二
我第一次见到的台湾人民，是我们村里的“黑五类”方华庆的大哥。“解放”前他随国军一起跑到了台湾。见到他的时候，我的同样是“黑五类”的姐姐已经和他的侄儿成家。于是，他拿出了一大沓人民币给了我的姐姐作见面礼。差不多有五千的样子，在八十年代初期，这个数字可是随便就能吓死几个老百姓的。但是这些钱并没有换来方家人对这位“大哥”的好感，他的侄儿还是一巴掌就将他一直戴头上的礼帽煽到了臭水沟里。因为多年以前，这位“大哥”将他身后的家人差点全都害死在了大陆。
后来这位“大哥”不得不在亲人的连声指责中，灰头土脸地离开了大陆，并且再也没有回来过。而他的妹妹却因此而成为我们市里台胞协会的会长。
再后来，周围的村子都陆续有从台湾返回探亲的“大哥”们。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带回来了让当地农民们心惊肉跳的现金。
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不能相信那些跑到台湾的“美帝走狗”们能比我们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幸福，我相信这一定是“蒋光头”故意拿钱派他们回来的。
三
说不清是从哪一天开始的，面对着跟台湾有关的越来越多的现实，却一步一步地动摇了我儿时的信念。
最初是来自台湾的校园歌曲，从《童年》到《外婆的彭湖湾》，我简直不敢相信一直都在“白色恐怖”下生活的台湾人民能唱出如此动听的歌曲。与此同时，跟我和我的家庭有关的包产到户、公粮提留、计划生育和农村户口却让我在“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的反复中纠结争斗。那个时候我的家乡，农民们的日子惨淡无光。不是今天这家的提留没交被工作队拆了窗牵了牛，就是那家的超生罚款不够被工作队放了仓戳了谷，那种鸡飞狗跳哭骂打闹的场景就象儿时的电影《闪闪红星》里的国民党的“还乡团”来了一样，让少年时期的我，常常在一种时空错位的感觉中困惑不堪！
接下来，在农村与城市的不断往复中，我陆续看完了一些以前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新书。这之中我最不能忘记的是《河殇》，它对我的启蒙作用是巨大的！在一九八九年之前，这本书一直被我反复地翻看，直到它被我的所谓的上级部门没收。而后来的另一本书《沉默的大多数》则促成了我人生的整个转变！
我开始体会着独立思维给我带来的巨大乐趣！带着这种如梦初醒般的乐趣，我又看完了《蒋介石传》。至此，在我的心中，关于毛泽东和蒋介石、关于大陆和台湾都有了一个重新的定义！
四
2001年11月，我们应邀到韩国参观访问。在通过仁川机场安检的时候，韩国政府为我们所有的中国人专门设立了一个“中国人入境专用通道”。我前面站着同行的中央台的张慧德老师，身后是《中国青年报》的毕熙东夫妇，这些在国内牛B得一塌糊涂大腕儿都和我一样，一手拿着护照，一手拖着行李，缓缓地接受着韩国入境官慢条斯理的入境审查。而另外几条通道里，和我们同宗同种的台湾人、香港人则与同其他的洋人们一起是大摇大摆的鱼贯而入。此情此景，我故意问身前的张慧德老师，韩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张老师苦笑了一下说：其实也不是韩国啦，其他国家对我们都是一样的，去日本和美国比这个更严格！
在釜山唐人街的一个中餐酒楼里，我遇到了一个“抗美援朝”时期的中国战俘。他姓黄，山东青岛人，是我们就餐的酒楼的老板。他说当时被俘后，战俘营里的斗争非常激烈。当时的战俘有三种选择：一是回到中国去，二是送到台湾去，三是留在韩国。我问他去哪里的战俘最多，他想了想说：去台湾的战俘多一些。包括他本人在内，也是选择了去台湾。末了，他得意地说，幸好他选择了去台湾。他说那些回到大陆的战俘们回去之后没有几个能活下来的，而他们台湾和韩国的战俘们则经常有一些聚会。
我们村里也有一个“抗美援朝”的老兵，叫周庆昌。从我记事时起，在大人们的传说中，他就一直是以一个“抗美援朝”老英雄形象出现在我们孩子们心目中的。在他之后，他的儿子周汉文又穿起了军装当上了一名坦克兵，参加了对越的“自卫反击战”，且一直随部队快要打到了河内。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根据我屋后的付老先生讲，周庆昌的父亲早年因为拒绝加入某组织的地下队伍，而被那些先加入了组织的农民一锄头挖死在屋后的阴沟里。
遗憾的是，不知道是从哪一年开始，“抗美援朝”的老英雄周庆昌却因生计所迫，成了一名拾荒的老人。每年春节回家，都能看到他挑着担子挨家挨户拾垃圾，就连过年的正月初一，他也不会休息一天。有一次，我提着半袋子快要腐烂变质的桔子刚刚扔到垃圾堆里，就被他一个不剩地全部拿回了家。
我也曾经与他聊过天，叫他到民政单位去申请救济，可他却总是说，能从朝鲜活着回来就不错了！而他的那个打过越南的儿子周汉文，就一直在武汉的汉正街无怨无悔地挑着扁担。
前天看到王朔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说他在国外遇到一个民国老兵，就问老兵为什么不回到中国养老？老兵苦笑了一下说：当年那些仗没有打好，对不起祖国人民啊！
估计有这种对不起祖国人民的民国老兵们不在少数，至少在我无知年少时曾痛恨不杀蒋介石的那个张学良将军肯定会有此心。要不，他怎么至死都不理会“西安事变”的合作者的盛情相邀呢？
五
真正让我全面认识蒋介石先生的是电视片《一寸河山一寸血》。这部本应该让全世界的中国人都牢牢记住的电视片，却不得不让我象地下党一样从香港偷运回国。我差不多是一口气就把它看完了。由此，我知道了“吴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知道了“八百壮士”，知道了美帝国主义的“飞虎队”，知道了“空间换时间”，也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浴血奋战，什么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但是我必须承认：这种认识上的转变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异样的痛苦慢慢地发酵成了一种更深层次上的屈辱和仇恨。就如同一对本来就要以身相许的恋人，突然发现背地里，对方一直都是一个男盗女娼的角色，那种被欺骗被玩弄之后的失望和愤怒是可想而知的。2002年，我因为工作需要迫不得已去了一趟湖南的韶山。在那户农家的供桌前，我狠狠地吐了三口口水，并拒绝在那个地方与任何人合影留念。
相反，迄今为止我却一直没有机会能够去一趟浙江的奉化，或者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亲手上一注新香！一想到这些，内心深处竟然总会隐隐冒出一些不安和歉疚！
在他仙逝5年之后，他的儿子蒋经国先生继承了他的遗志，于1980年宣布解除了台湾长达三十余年的战后戒严期，并开放了党禁报禁。此举不仅为蒋氏父子赢得了尊重，更为全世界华人赢得了尊重。而今天台湾的高度文明也诏告天下：不是中国人素质低下，中国人也能享有民主和自由。任何的“国情说”和“摸着石头过河”的荒谬理论都只不过是拖延中国人民借口罢了。所以，当“亚细亚的孤儿”早已完成了华丽转身的时候，我们却在一步一步地沦为世界的孤儿！
而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还能以汉族人的身份，用这些汉字，而不是以倭族或者日文来表述我们的心情。一想到这些，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向天国之上的蒋介石先生深深地鞠躬致谢！
蒋公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