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
中国近代著名作家巴金在一生中为了追求“革命”，写了不少“误人子弟”、“引人入邪”的小说。中年以前他号召冲击“旧世界”。特别是不少“热血青年”，读了他的作品，奔向“革命”。从而他在中国受到极大的尊敬和获得了极高的荣誉。
“旧社会”崩溃后，他也很积极地在“党妈妈”的卵翼下，在文艺界中，跟着周扬等一批文艺打手批完这个，批那个。即使到自己也像以前其他被“冲击”、被批判的人一样，也受到了“冲击”，被关了起来时，他还觉得“党妈妈”总应是对的，当他的监狱里的“室友”沙汀、王西彦教导他时，他还不悟，“跟着党走会有错吗？”
大概直到“文革”后，他见到神经上已出现了毛病的，50年代初被批的关了几十年的老朋友胡风时，胡风不理睬他，这时他才认真地回忆一生跟“党”走的路子到底是“对”还是“错”，当时批胡风，一是为听党话，另一是保自己。事实也是这样，当时批胡是“伟大领袖”亲自抓的，定性为蒋介石特务、反革命分子。谁不同意谁一定也是“反革命”，巴也不会是例外。
在他生命活动的最后（后来在“党妈妈”关怀下，在医院里又躺了十多年，他想死，“妈妈”也不让他死，留着当招牌用的）才认识到奴隶可分为“身奴”和“心奴”，“身奴”还好说，“心奴”最为可悲，他自己就当了近一世纪的“心奴”。他说“奴者在身还好，怕的是奴者在心”，他认为他数十年“入了迷，中了催眠术”，到这时他才醒来。他帮“伟大的党”做了不少害人的事，成了实质上的“帮凶”。他在八十年代初写了不少带有忏悔性的文章，合为“随想录”。
当然，在他的“奴”的分类中，他是属于他自认的最可怜的“心奴”。
他自认反右时写的“不可辱论”，也是为了活命。他应说那时“党”在他身上打的麻醉剂在起作用了。）
他还恨恨地说“人为什么不成兽”，大概因为兽不会说话，更不会说“慌话”、“假话”和“吹捧话”。“党”要想让他们也来参加歌颂“党”的合唱，但在现在科技水平还办不到。
他提出中国要建一个“文革博物馆”的理想，也并未被他曾经热爱过的“党”所接受。只是因为他名气大，不愿触犯他，怕他豁出命地跳出来，引来了不好的“国际影响”，损害了“党”在国际上的“形象”，（不能说是“光辉形象”，因为他们不吃“中共”的饭，不一定须要说违心的话）所以总是避而不答。
其实，岂只是“文革”要建“博物馆”，哪一个运动：镇反、肃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饿死五千三百万人的大饥饿，都不应建“博物馆”吗？可是这些“馆”都建立起来了。每一件都是“伟大的党”引导的臭不可闻的事，如让全国人民都清楚是“正确的党”干的，它怎么还有脸在台上指挥中国老百姓呢？怎么还有脸让中国老百姓唱“颂党恩”、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呢？而且“党”的领导对中国人民来说是最最重要的，必须坚持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嘛！维护“党”的“伟、光、正”，维护“党”的“荣誉”才是头等大事，才是大节。
但巴金也有他了不起的地方。巴金对“党妈妈”已不那么亲，有怨言的时候，“党妈妈”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他，准备给他在他的家乡成都建一个巴金纪念馆，或以他代表作的人物、环境作为基础的形象“纪念馆”。这时“党妈妈”给他吃的迷魂药已慢慢失效了，他知道“党妈妈”不是关心他，而是借此利用他的名为提高“党妈妈”的声望，所以他多次坚决反对了。
直到他人生最后，在“党妈妈”关怀下，使他在高级病房里痛苦地煎熬了十多年，他一再要求安乐死，“党妈妈”还要利用最后“尸公余气”的价值。
呜呼！哀哉！这就是百岁老人巴金在晚年痛苦的觉醒，可为时已晚矣，孰能以此补半个多世纪的罪孽乎！
忆巴老，使人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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