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坚明与余仕清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其它地方，记者都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尤其是对富有事业心和使命感的媒体人士来说，更是充满着难以预测的危险和变数，但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的高压，大部份的《文汇报》记者都选择了沉默，大家把许多精力放在广告经营上，既可以避开政治风险，免于得罪人，又能获得提成，享受物质生活，何乐而不为呢？不过，报纸毕竟不单纯是一个赚钱的工具，还肩负着时代和历史的使命，故此，总有一些媒体人士与众不同。
虽然，我与陈坚明和余仕清没什么深的交往，因为他们是讲粤语的香港人，彼此交谈有些语言上的障碍，但每次去香港公干，只要见到他们，我都主动与他们攀谈，亦是受益不浅。他们一个是财经新闻部的主任，一个是副主任，比较起来，大为不同，前者注重于广告，抓新闻是围绕经济效益，而后者则注重于新闻，而且长于撰写 “扒粪”内幕故事，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命运。陈坚明是活活累死的，被定为以身殉职，而余仕清呢，是被乱刀砍死的，自然善后待遇也不太透明。
1999 年底，陈坚明过世的时候，我还在《文汇报》任职，他是去美国采访的时候，心脏病发作，忽然倒在了下榻的酒店里，死前还在奋笔疾书，虽然，他写的那些只有一分钟生命的稿件不能传世，但他每天都是那么认真和执著，他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并不被自己或上级重视，因此，此事给了以张云枫为首的《文汇报》领导层极大的震动。他们一度曾下令中层干部人人免费体检，个个寻医问药，但这个待遇并不包括我们内地办站的主任，他们是“皇军”，我们是“伪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增加了体检等福利费用，还得转嫁到每个拉广告的人员身上，其实，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报纸越不讲真话，市民越不买账，发行量越小，广告越难拉，于是，报社的采编经营人士就越累。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猝死也有必然性因素，当然，陈坚明没有广告任务，但他也十分重视报纸的广告，记得1998年哈尔滨市的国企“三大动力”在香港上市，报社下达了针对东北办的硬任务，陈主任就对我说，能否与这几个国企的大老板联系一下，先做个人物专访，再把上市报告之类的广告拿到手，我感到为难，因为这样的级别很高的大型国企，不仅领导人架子大，很难约见，而且，他们在海外都有分支机构，一般都把广告生意给了专业性的大广告公司。但“小胡子”陈坚明还是说，你应当“志在必得”！。。。。。。他就是带着这种领导赏识的“志在必得”的信念，过早地撇下了妻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我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地点是在香港北角的殡仪馆，行前有一位领导说，报社没车接送，你是来港出差的，可以不去吧，我还是花了50港币的士费去了，我觉得应当表示对他的敬意和惋惜。
他长着两撇小胡子，酷似歌星林子祥，这一特征令我印象深刻。我听过他两次会议发言，每次都要讲到香港上市发行的B股，由于国语欠佳，把它说成了“屁股”，总是使我们忍俊不禁，总之，小胡子是个可爱的人！虽是英年早逝，但也是善终，他没有体验生离死别的痛苦，也无忍受肉体疾病的折磨，故此，在狱中时，我常念及此人，深为羡慕。
与其比较，他的副手余仕清之死则惨烈得多，他未能接掌财经新闻部主任的大权，还被调离了他原先熟悉的领域，改任资讯技术部的负责人，有传言说，报社高层早就对他过多涉足内地报导有所微词，何况他得罪了一些有钱有势的人，这是香港“左报”吃不了兜着走的事。显然，他与陈坚明不同，陈曾任香港亲共的新闻工作者联会主席，也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过从甚密，但余则经常往来香港和内地，有扯不清的人事纠葛。据了解，他曾采访多宗在内地较敏感的专题新闻，其中包括揭露中越边境走私贸易和内地偷运盗版光碟原料、以及制作盗版光碟等调查报导，奇怪的是，他的一部份采访稿并没有刊出，却引来了杀人之祸，2001年11月，他被发现被人杀死在香港锦田石岗机场路之后，有报导说，内地警方从《文汇报》的内地人员那里，获得了有价值的线索，但至今没了下文。
《文汇报》与外宣办
中国政府机关往往是这样的：中央有什么部门，下面就有归口的分支机构，比如，国务院有外宣办，那么各地市委市政府也有设在宣传部的处室，如果说外宣办对《文汇报》是直管领导的话，那么，各地的外宣办与各地的记者站就成了娈生姊妹了，不过，这个姊妹可够厉害的，她不仅经常陪同接待我们采访，而且还对我们进行暗地监控与考核，非常微妙的是，《文汇报》的领导到了东北各地采访与视察，时间较短来去匆匆，他们接触的人就只能是他们，如果有人给你说了坏话，以前做得好事就通通白费了，所以，搞好与地方外宣办官员的关系，至关重要。
最初，我不知道外宣办的厉害，有一件事使我震惊，有一次，大连召开某个会议，宣传部设了个新闻中心，专门接待中外记者，我身临其境，在酒店的大厅有一个年轻人举止文雅，十分客气，他请所有的人登记，而后发你一个礼品袋，除了小礼品，还有会议日程表和联系电话等，真是热情之极，面面俱到，我不认识他，就问老同学，他也不避讳我，介绍说，王某表面上是我们宣传部的官员，实际上是安全局的。我感到好笑，我们这些拿笔杆的文弱书生，还能是特务或间谍？真是小题大做。
但以港报记者的名义在东北走遍了，就知道了，不论是省外宣办，还是市和县外宣办，都有身份不明，阴阳怪气之人，他们用多年形成的一种敌对思维看待境外记者，仿佛都是特务，都是在刺探情报，而官员最便于用这个手段欺骗和驱使马仔尽职尽责，也便于给挑刺批评的记者诬陷加罪。所以，每当在机场或车站第一次见到他们时，我明知他的身份，也得忍住厌恶，握手谈笑，言不由衷，他们不信任的目光好久才能改变。这有点像毛泽东，他从第一次与美国记者斯诺认识时，就怀疑他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务，直到1972年才知道他只是一个好奇的记者，他采访红军是为了写书赚钱，如此而已。
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大都想做生意，除了广告提成，不管什么东西，只要赚钱都干，他们有的还会千方百计地从你身上揩油。1995年我到吉林省延吉市采访，外宣办的某工作人员带我去晖春看看，但又以宣传部没车为由逼我租车，通常情况下，他们邀请我来，必有这笔经费，但我的时间紧，也别无选择，就答应租车，他又以熟人开车安全为藉口，要求我选用他朋友的车。他的女朋友来了，三十多岁，没有什么值得记忆的像貌特征，我为了使新朋友高兴，就先付了90多元就上路了，但不料在一个高速公路和铁路的交接处，险些发生车祸，那天，淅淅沥沥的小雨，使路面有点儿滑，而由延吉至珲春的盘山弯道很多，右侧又是悬崖下的图们江，显然，女司机是新手，在踏制动时不知道一脚到底的隐患，何况汽车又陈旧不堪，她遇险刹车时侧滑，只差一尺就落进了图们江，多亏有一块石头挡住 了车轮。。。。。。记得那是一次不愉快的采访，我一无所获。
另一个外宣办的官员是黑龙江省某市的，他给我的印象，完全是一个商人，与我刚见面，即直言，他开了一个书店，专卖香港的禁书，海关没收的东西应有尽有，我看了样品，吓了一跳，他们的书比《开放》编辑部的还多，但质次价高，有的是盗版，错字连篇；有的是原版，但贴了新的价格标签，每本都两百多元，为了日后的采访工作顺利，我假装很高兴买了一本，他就带我走了很多有特点的地方，中午吃饭时，他介绍宣传部两个部长与我见面，其中一把手姓傅，二把手姓郑，当地又时兴称某部长，这样就难免把他们的正副官职叫倒了，很是尴尬。最有趣的是，郑部长不胜酒力，与我对饮了几杯，话还没讲完呢，他就头往后一仰，躺在椅子上睡着了，鼾声如雷。。。。。。过了一会儿，老板娘来了，亲自给上了一道菜叫“牛鞭雕花”，她说，这是用牛的生殖器精雕红焖的拿手菜，是本地一绝，还介绍它的功能，又笑着说，你吃吧，找小姐钢钢的，讲得我脸红耳热。。。。。。
此后，我还去过齐齐哈尔市外宣办，一个官员给我介绍了宣传部四个部长，他说，这个是一把手，大部长，那个是副部长，此外还有两个领导，一个是主管部长，一个是最小的新部长，我想，宣传部只有十几个人，要那么多官员干嘛？但心里厌烦也得应酬，因为要是得罪了他们，损失大着呢！此地有招商会之类的新闻，他们就不邀请你，如果企业政府有广告也不通知你，我就会挨报社领导的批评。所以，只有笑脸相迎。
那几年，我在东北三省见过很多类似的官员，从正厅级的黑龙江省外宣办主任徐世铭，到县级的黑河市外宣干事孙雪梅，都交了大把的朋友。应当讲，他们都是“好人”，但目前中国这种专制制度把“好人”变成了“庸人”，大家都在浪费老百姓的纳税钱，也在消耗每个人的才华和青春。
比如，当上海的官员赵启政当了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之时，《文汇报》立即刊出彩色专版吹捧他，这不是一种阿谀奉承的资源浪费吗？试问：如果《文汇报》变成了民办媒体，自负盈亏，独立办报，外宣办解散，他们愿赚钱就做生意，想做事业的就当记者，就会出现“商人是商人，记者是记者，官员是官员”的生动活泼的局面，何必人人活得这么累呢？
我们就是为了脸上贴金
1995年初，我最头疼的事，就是东北办事处与辽宁省委外宣办的关系问题，因为选址大连，他们有气，而且，我不是党员，他们怀疑我的品行，所以，当我受报社领导的委托去拜访外宣办主任张某时，他的脸色十分难看，他直言不讳地说，你们要想在辽宁这块一亩三分地上，做宣传，拉广告，参加新闻发布会，必须像小商小贩一样来求我们，为啥？我们就像你们《文汇报》的工商局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你不服行吗？。。。。。。我很生气，曾把这话转告副社长刘永碧和外联部主任陈桂雄，他们都笑了，但也劝我忍气吞声，顾全大局，与各地的外宣办领导都搞好关系。后来，我们见到了省委书记闻世震和秘书长高东晓，他们都对我很不错，外宣办的张某才态度有了转变。
再后来，发生了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至今历历在目。我们在《文汇报》上刊发了一篇专题报导，说的是沈阳市郊区的一个中年妇女，她心地特别善良，又做生意赚了点钱，就办了个养老院，她盖了一排瓦房，购置了健身养生设备，把那些没钱的鳏寡孤独的老人收养了几十个，照顾得很好，于是远近闻名，有一个香港的做五金小生意的老板，读了《文汇报》，流了眼泪，就赞助了10万港币给那个妇女，他通过报社要我转交，我不敢怠慢，但此事被外宣办领导某人知道了，他在电话里对我大发雷霆。他说，凭啥我们地盘上的事，你《文汇报》瞒着锅台上炕？你眼里还有没有党委宣传部？他说，你应当把支票先给我们，由我们开个会，留点宣传费，把做好事的老板和妇女找到一快交接，这是惯例，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互助风气啊！
我把情况汇报港馆，问那个商人什么意见，那港人特别伟大，他既不想留名，也不想与任何人会面，我明白了他是谦谦君子，为君子办事，我愿两肋插刀，于是，我把支票直接给了那个中年妇女，她好感动！某外宣办的官员又暴跳如雷，我说，尊重捐赠者的个人意见，何错之有？他不想有任何中间层次，你那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没想到他直言：我们外宣办就是要给自己脸上贴金，这脸是党的脸，咋的啦？。。。。。。我听了真是无语，如雷轰顶！
2011年1月6日于多伦多梅西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