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怨房价、暴力反抗、官贪人淫、网络封锁……“中国”太多的问题，把人变得活着还不如猪狗：思想邪毒，语言好斗。尽管民主自由的人权国家依然有公平正义问题，但毕竟还能给人生存和改善的希望。可“中国”却叹缺陈胜。是吗？
陈胜是谁？是秦朝末年第一个揭竿而起的抗暴者，他之后才有刘邦、项羽。其他朝代末年的起义都有第一个“陈胜”，例如隋朝末年的王薄，明朝末年的王二。就是清朝末年主张“兴共和”的起义，同样还是要有个出头鸟，那就是孙文。就是说，中国不带引号的时候，历朝代代有陈胜，如同代代有皇帝才子佳人一样。
问题出在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中共成了“中国”的引号，代表了“中国”，让民众将它当成了“中国”。结果真正的中国没了，从思想政治上消亡了。真正的中国人也随之消亡，存活的人越来越少了男人的侠骨、女人的柔肠，粗野的男人、胆小的女人越来越多，被德国和俄国输入的马列主义歪理邪说指导的党文化变异成了《让子弹飞》中虽然虚拟、却真实存在的鹅城人。即使在引号当头罩的“中国”，陈胜依然有，那就是张麻子，敢反抢钱抢到2010年的黄四郎。
张麻子在《让子弹飞》最后一幕振臂高呼：“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碉楼”，但喊了几圈，响应者寥寥无几。张麻子就是共和时代的揭竿者，首先起来挑战恶势力，给民众发钱、发枪。出于恐惧，民众乖乖地把钱扔进了黄四郎派出的马车里，民众敢怒不敢言。虽然发的枪被民众留下了，但还是没人出来。
张麻子（张牧之）在地下党员出身的马识途的小说《盗官记》里是个反国民政府的土匪，跟毛泽东（毛润之）落草为寇同时代。不过，经过可能读过《九评共产党》的姜文等人一改编，就赋予了政治寓意鲜明的反共思想，张麻子就成了当今“中国”的电影中的陈胜，黄四郎就成了中国共产党，鹅城就象征当今苏俄（苏联）化了 的“中国”，碉楼就是中共政权。由这样的解读可知：喊“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碉楼”的张麻子，就是姜文通过电影造出来的反共的陈胜。
但反共的陈胜跟历代皇帝王朝的陈胜明显不同。陈胜、王薄、王二们揭竿而起时，当时不带引号、没被俄国列宁主义洗脑的中国人即刻一呼百应：陈胜起义之后，有魏咎、田儋、项粱•项羽•刘邦等响应或跟随；王薄起义之后，有翟让•单雄信、窦建德、杜伏威等响应或跟随，王二起义之后，有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响应或跟随。但反共的陈胜揭竿而起之后，却在城中转了三圈都没有人出来，憎恨黄四郎的武举人、上半身赤裸者都没有马上在身后追随或异地响应。他们都是鹅城人，被俄国列宁主义洗脑，痛恨黄四郎（共产党），却更恐惧，以为黄四郎神通广大、张麻子不是对手，看不到张麻子的胜利不动脚、不出手。
在“中国”今天的随便哪个中共统治的城镇，无论县城、市城、省城，如果揭竿之后没有闻讯而起的追随和响应，张麻子那样揭竿无疑是找死，直接被中共的毫不犹豫地屠杀，间接地被民众（鹅城人）的犹疑害死。人原本就是血热而活，血冷而死。暴政下的受害者，就其血性而言是痛恨暴政并愿意追随勇士的。古人就这样正常活着。明朝末年的1627年3月，陕西大旱，澄城知县不顾饥民死活，仍然催逼赋税榨取农民。白水饥民王二聚集了数百个无法活命的农民，高声问大家：“谁敢杀知县？”得到的是异口同声地回应：“我敢。”这才有明末农民战争。可如今有人喊“散步而伺机抗议”，“中国”却并无明朝那样的群起而随之。别说“上街公然反共”有风险，就是“化名声明脱共”毫无风险，也要犹疑很久。
法轮功学员、高智晟、胡佳、杨佳、邓玉娇，其实都是当今“中国”的陈胜，特征是：坚决不跪强权，敢为人先，如同《让子弹飞》的张麻子，被强权污蔑和欺压，却做良心和良知让做的事：或维护“真善忍”信仰，或勇于声援，或挑战恶警，或护卫贞操。想想：如果法轮功学员2005年促三退的时候，凡骂过暴政的人都吴广、项羽、刘邦似的第一时间响应，每月十几万、上百万的退党退团退队，像高智晟、胡佳那样敢为法轮功辩护，中共能撑到现在吗？如果杨佳袭警、邓玉娇刀刃淫官，紧接着有千万个杨佳和邓玉娇出现（我并不是鼓励，而是想说一个理），“中国”还有警察敢欺民和扰民吗？还有淫官肆无忌惮地欺男霸女吗？也就是说，“中国”并不缺陈胜，是鹅城人把党的魔鬼行为当作神通而甘当懦夫。
这是为什么？这是极度的投机：自由民主虽然很好，但枪打出头鸟；让你先风光，你死了我活着，你赢了我分享；我比你会说，那时候我你前头。还是极度的恐惧：共产党不好惹，惹谁莫惹共产党，你打它没有核武器，你三退没啥用，傻瓜才信天灭中共。总之在“中国”，人们不怕上帝，不怕真正的神，却怕教自己不信神和骂神的中国共产党，居然将敢战天斗地的中共恶魔当成神来尊崇。
这就是说“中国”的鹅城人，以小鬼心态生活，把各地的恶势力当成神通广大的黄四郎，恐惧得不得了。这才有中共统治“中国”到如今。“中国”不缺陈胜似的张麻子，是投机和怯懦的鹅城人太多。三退脱共莫迟疑，不做鹅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