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国家以最佳状态渡过了此次全球信贷危机？正如据说周恩来在谈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时所说的那句话一样：现在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那种认为中国是大赢家、而美国和七国集团(G7)其它国家是大输家的仓促结论，目前看上去已令人生疑。
不错，中国持续实现了高速增长，而许多负债累累的西方经济体一直步履维艰。因此，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一场金融资本“海啸”已向东方汹涌奔流，同时尽管中国在诺贝尔和平奖及其它外交问题上态度格外强硬，欧洲政客们仍在争抢着（与中国的）贸易交易。
然而，金融市场的状况则大不相同。目前上海股市的点位尚不及历史高点的一半，表现远逊于金砖四国(Bric)的其它三个成员。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自从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以美元计算，上海股市的总体回报率还不如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英国富时100指数(FTSE 100)，甚至是日本的东证指数(Topix)。
其中传递出的讯息相当明确：在全球范围内被熟练兜售的“中国故事”，只不过是“新时代”思维的另一个版本——从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到网络热潮，所有投资癫狂都以这种思维为特征。
经过了长时间令人失望的低迷之后，以目前的市盈率水平来看，中国股票看上去不再那么昂贵。但这或许带有欺骗性。以经过周期性调整的“席勒市盈率” (Shiller PE，使用了10年平均收益)衡量，即便是现在，中国股市也几乎与1929年的美国股市一样昂贵。换言之，目前中国的收益水平很高，可能无法持续。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对未来感到担忧。正如我们在本世纪的中国所看到的那样，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大幅上升，表明劳动力收入所占比例大幅下滑，这意味着薪资涨幅未能跟上经济的增长速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则明显体现出了另一面：消费的贡献率下滑，而对投资的依赖明显增强。这些趋势持续的时间越长，最终逆转的规模也就越大。
我们此前曾目睹过这一幕——确切地说，是在40年前。上世纪60年代，日本实现了两位数的年度GDP增速，推动因素是政府指导投资流向子弹头列车网络等基础设施项目，并加强重工业发展。在整个60年代，劳动力不断从乡村涌入城市，这压低了薪资水平，并形成了一个盈利能力和投资水平不断上升的良性循环。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劳动力收入占总增加值的60%。在“日本奇迹”的那些年，这一比率降至50%，然后在70年代、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收紧，开始了V型复苏。10年后，该比率飙升并稳定在了68%。这些成绩是要靠奋力争取的。如今处于休眠期的日本工会运动，上世纪70年代时正如火如荼。当时企业利润率受到挤压，以实际价值计算，日本股市10年间裹足不前。
在城市化进程完成之前，员工们能够在这张经济大饼中分得更大的一块吗？在日本，他们做到了。1970年，日本的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仅为53%。而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为45%，大致相当于日本1964年的水平。不过，众所周知，中国的统计数据不太可靠。据估计，未注册城市移民组成的流动人口在5000万至1.4亿之间。因此，中国的实际城市化率可能已接近日本1970年的水平。
如果中国将重演日本的历史，那么下一阶段将出现劳资冲突和通胀。避免这种后果的最佳途径，是大幅收紧目前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这可能会造成经济明显放缓，人民币可能必须大幅升值——这两点都是中国政府最不希望看到的。同时，用巴西财长的话来说，中国对廉价货币的依赖，在引发一场贸易战方面正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要走出中国自己钻入的死胡同没有什么好办法。经济再平衡是绝对必要的。对于中国统治者——以及那些认为西方衰落将不可避免、而中国崛起亦无法阻挡的投资者而言，这也是一项充满风险的长期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