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个阶级还在襁褓中嗷嗷待哺之时，就被全世界赋予了承担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重任，这个阶级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在中国，由于“中产阶级研究”这个领域有“红顶子”介入，在国内牵涉到政治上是否正确，在国际社会则涉及到研究者对华是否友好的重大立场，所以中产阶级的研究多少变得有点离奇，
离奇之一是中产阶级的数量增长被按年份定了阶段性指标。2004年时，定下的中产家庭经济指标是家庭年收入1万至5万美元（8万至40 万人民币）左右，以此标准推算，到2010年时中产阶级占中国总人口比例将达多少，于是中国人皆中产。为中国中产阶级定指标的机构，既有一些当仁不让者，如中国社科院这类中国政府的智囊机构不断发布各种数据，在《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和预测》指出，当时中产阶级人数占总体人口的15％左右，但以后每年以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扩大规模，按其预估的“计划”，到2010年增长为23％。
也有一些外国的咨询公司，出于至今外人无从推测其详的原因，对中国中产阶级的前景做了最乐观的预测。其中的代表作是法国巴黎百富勤公司的一项测算。这项测算认为，2002年中国达到中等收入阶层标准的家庭为5,000万个，家庭平均年收入为7.5万元，家庭平均拥有 31万元资产。而到2010年，以上数字均将翻番，即达到标准的家庭总数达1亿个，户均收入为15万元，户均拥有资产达62万元。最让人摸不清的是，该测算的“资产”范围不明，未说明是否含有房产在内。
至于中产阶级买房时付房款是动用全家亲属的援助还是家庭自付，以及中产家庭收支状况，收入与通胀率的关系，这些并不在计算当中。这种指标只考虑名义货币收入的增长，根本不考虑货币实际购买力的下降。现在2010年行将结束，如果有人较起真来，要去问法国百富勤公司当年的测算为何如此离谱，猜想这家公司的辩解一定是没想到后来的房价疯涨，造成“一套住房消灭了一户中产阶级”的状况。
离奇之二是：在中国这个民众政治权利乃至自组织能力都被严重剥夺的国度里，中产阶级被赋予了推进民主化进程的重大政治责任。一些人不考虑中国的政治制度环境，想当然地认为中产阶级数量上壮大之后，就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政治权利，并以自身的影响力消解暴民意识，彻底告别在中国有千余年历史的暴力革命，最后促使中国和平完成民主化进程。至于民主化的具体过程要历经何种艰辛（比如要怎样才能迫使当权者坐下来谈判），中产阶级要怎样才能养成参与政治活动所必须的自组织能力并形成压力集团等问题，不仅中产阶级自身无法探讨，学界也假装忘记了“英国光荣革命”是英国绅士与资产阶级用“剑对剑”的方式“谈”出来的。所有这些研究与预测造成的印象是：只要中产阶级队伍壮大了，民主化进程就会在一片和谐中降临中国。
对这一理论，中国学界在2005年以前充满自信。中产阶级本人的信心风帆也被这些铺天盖地的言论鼓得满满的。在那段时期内――当时房价还未疯涨，中国也处在少见的物价平稳阶段，国内媒体上有关中产阶级的话题铺天盖地，但这些文章并未去讨论中产阶级要如何才能获得政治参与权，而是浸淫于讨论中产阶级应该具有何种消费品味。印象最深的一条消息是某时尚杂志对北京某外企一位女高管的采访。那位女高管说自己在北京的生活由三个柜组成：衣柜是燕莎，化装柜是某高级美容中心，餐柜分早中晚，轮流在几家高级餐厅就餐。当时看了这文章后，我感觉不是这位女高管对“中产“有错位理解，就是媒体错将富豪当中产，因为她的生活方式远非中产能够企及，只有超级时尚富豪才能亲尝。
随着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不妙，望着那越来越高、不可企及的房价，摸摸被通胀消蚀、日渐瘪下去的钱包，再加上外企撤资等因素造成一些中产失业，大多数中产阶级成员开始感到自己象撑开降落伞从高空跳下的人，不知道何时才能平安着地。大约从2007年开始，讨论中产阶级消费品味的文章从媒体消失，代之以各种中产阶级的度日艰难咏叹调，媒体上有关中产的标题变成了“焦虑的中产”、“一个中产主妇的帐本”，“中产阶级的自救与他救”。到今年则变成 “中产万税”，其惶惑与困顿已跃然纸上。
不过，在中国中产阶级疲惫惶惑深感前途渺茫之时，外国一些咨询公司与学者还在北京的窗户前多情地重弹旧曲，比如美国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问题学者李成便坚定地相信，“迅速涌现并呈爆炸性增长的中国中产阶级将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代替中国的中产阶级阐发历史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