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编辑部主任张月红投书英国《自然》杂志称，“中国某期刊发现31%的投稿存在抄袭”。张月红此番爆料引发有关中国学术道德和学术成果考核制度等重大问题的热议。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张月红投书英国《自然》杂志一事曝光后，有人赞扬她“勇气可嘉、直面中国学术界的现实困境”，但中国“科学网”上已有20多篇学者的博客和几百条网友评论对她表示不满。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张月红投书英国《自然》杂志一事，学术界自有公论，但有一点似乎无可否认：中国学术界存在抄袭问题，可能还比较严重。
旅美学者谢选骏表示，抄袭戕害了一个民族的创新精神，具有破坏性。 他说，要克服抄袭问题，学人必须首先在观念上与国际接轨：
“首先是破坏一个社会的创造能力，因为确实影响中国社会的创新能力了，所以中国人不重视创造力和这个有关系。现在中国就缺乏创造力嘛。这个盗版危害性很严重，它破坏社会的创新能力。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中国现在社会中就只有国际化，根据国际上的标准来，不要自己搞一套说这是我中国的标准。在国际上算是盗版，到我这儿不算盗版。这样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谢选骏从政治制度和产权观念等角度分析了抄袭现象的根源：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外行领导内行的这个制度造成的。由于各个学术单位、大学基本上都是外行在领导内行。党委书记一般都是外行。他不太懂业务。校长和行政官员、最高行政官员也不是学术上最顶尖的。这么以来就是人事权力远远大于学术的权力。很多发表论文的时候他是看关系来发表的。他不是看学术的质量来发表，这是一个最近的原因。比较远的原因就是跟中国在这方面不够现代化有关系。因为在古代它不是很讲究这个版权和专利权的，私有观念没有那么发达嘛。一个话叫做‘千古文章一大抄’ 。它是允许做一些抄袭的。但现在在西方私有观念发展得比较深入了，所以它禁止这种东西。它是认为这种所谓抄袭现象破坏社会的技术中心和学术中心的，所以它加以禁止，用法律加以禁止。在美国、在国际上你这个抄袭法律上有规定。碰到这个线就是犯法了，人家就可以告你。在中国没有这种制度，观念也不深入人心。你比方我听人说耐克的鞋它勾（形）的那个标志几百万美元。就这么打一个勾（形）这个设计权几百万美元。在中国好像你打个勾有什么了不起呀，我也会打。别人发明出来以后，他就说风凉话了，我也会。你这个书，你这个思想有什么了不起，我也会。是啊，人家说出来了以后，发明以后你也会，你是剽窃！”
美中科技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谢家叶博士不约而同地指出，外行领导内行现象违背了学术科研的客观规律，八股文的写作传统削弱了中国人的求新意识：
“在管理科学研究方面还是有些外行领导内行的这种现象。科学我们应该让它按照科学发展的规律去发展。创新也不是你成天放在嘴巴上你就创新得出来的。这个东西不能搞大跃进。你像美国人从来不在嘴巴上面大叫大喊，他不是创造了很多出来了吗？创新要做出来的，不是叫出来的。也不是由很多行政官员为了政绩他就成天在那儿（喊）创新创新。你这么越创越麻烦了。我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吧，就跟大跃进一样，你上面拼命拼命叫，我们要怎么样，下面就虚报产量上来了。大段大段地剽窃原作者的观点。原作者的观点他可能是一个比较新的观点。但是我就全部把它照搬过来放到我的论文里面，那么就算是我的观点，或者是我的发明、我的创造。古时候因为没有这个规定，也没有抄袭这个概念。八股文你弄过来，我弄过去，相同的无所谓。古时候也没有什么法律职责，也没有什么社会制度，也没有这种学术制度。所以就无所谓。毛主席是因为没人敢讲他，他抄很多唐诗，比如说‘雄鸡一唱天下白’人家唐诗里面是‘一唱雄鸡天下白’。就把两个字倒一下序就变成自己的了。但谁敢说他呢？”
中国当下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建设创新型社会。谢家叶表示，这口号是好的，但是片面要求创新、以能否在一流刊物发表文章作为衡量学术成果的最高标准，有时失之偏颇：
“片面地要求出文章。片面地要求创新作为考核成绩，你一定要在一流杂志上面要发表多少文章、二流杂志上面要发表多少文章，但是有时候可能在这段时间没有学术成绩了，但不代表你下一个时段里就没有学术成绩了。有时候也不能完全以这个来定标准。想到这个情况也联想到在《科学》杂志上不久前发表的另外一个文章。清华的施一公和北大饶毅教授，两位都是很有名的教授，一个是清华生命科学院的院长；一个是北大生命科学院的院长。他们也发表了文章批评中国的科研制度，也讲到了片面地要求创新。然后在科学资金的资源分配上面也存在着问题。有很多人可能成天做不下去，因为他必须要跑来跑去去拉钱。”
据报道，美国科学院院士萨佩在给张月红的电子邮件中表示，“目前的争议对中国科学的长远发展是一件好事”，他呼吁中国关注学术腐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