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可能在积贫积弱的情况下走向衰落，也有可能在国力强盛的情况下走向崩溃。今人常常谈及“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效率”与“公平”孰重孰轻？或有言效率为先，公平就会达到。但就隋唐历史来看并非如此，富强（“效率”）并未给隋朝带来长治久安，而对于“公平”的追求，却使得满目疮痍的唐朝在唐太宗的统治下走向稳定。
贞观并非全盛日，奈何人心向往之
长久以来，“贞观之治”深入人心，人们都认为那是个富强的、国力鼎盛的时代。相比之下，隋炀帝的统治在人们的心目中总是与“修凿大运河”、“伐高丽”、“江南巡幸”、“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相联系，这种看法对不对呢？对，可是不够全面。首先，贞观年间的国力并不十分强盛。其次，隋炀帝统治时期并非一片黑暗，相反，在他统治前期国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富强顶峰。
同样是长久以来，我们将隋炀帝描述为昏君暴君，鲜为人知的是——隋炀帝的亡国是“极盛而衰”，并非常见的“积重难返”，他统治时期的富强程度是唐太宗统治时望尘莫及的。那时隋已平陈（平陈战争的总指挥正是当时的晋王杨广），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周边局势稳定。到了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政府仓廪丰实，后人称赞说“隋氏之盛，极于此矣”。隋炀帝大业年间的富强程度，唐朝花费了百年时间，历经了太宗、高宗、武则天等，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才重新超越。
相比起隋朝大业年间，唐太宗的贞观时期似乎远非一个“黄金时代”。隋炀帝时期的富强令唐太宗艳羡不已，以至于大业年间的各项经济指标成了他心目中的“标尺”。史料中记载太宗多次向臣下询问：“xx数字比起大业年间如何？”魏征等大臣也常常诚实地回答他“度长计大，曾何等级”，意即“简直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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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统治人心才是真正的王道
唐太宗是以“公平”使人民看到希望，使人民知道他与他们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而不是像隋炀帝那样倚仗强盛国力肆意妄为。一句话——统治者能够统治人心才是真正的王道。
《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贞观元年，关中大饥；第二年，天下又遭蝗灾；第三年，又遭大水灾。但是唐太宗做得很好。他看到蝗虫成灾，就抓住一个蝗虫吞下去，说“宁可让你食我五脏，也不要吃百姓的庄稼”。你尽可以说这是一种政治秀，但是你要是站在受蝗灾摧残的民众角度想问题的话，就会体会到他们看见、听说这一幕时的心情。与此相对比，隋炀帝巡游江南，沿途官府上供各种珍馐美味，耗资巨大，大量吃不了的东西被隋炀帝的队伍随地丢弃，在老百姓中造成恶劣影响。
隋炀帝时期曾经一次捕获“盗贼”两千余人，并下令全部斩首。负责司法的大理丞张元济觉得案情可疑，推勘发现这些人中具有重大嫌疑的只有9人，最后能定罪的不过5人。但是却无人敢向隋炀帝汇报，于是两千余人同时被斩。那么唐太宗怎么对待囚犯呢？他反复向臣下灌输的思想是“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对待死刑案件十分谨慎，据说每年被处死刑者不过寥寥数十人而已。还有一次，唐太宗亲自审查死刑案件，因怜悯这些囚犯，放他们回家探亲，约好来年秋天回来就刑。第二年秋天，这些死囚无一潜逃，全部按时归狱。唐太宗欣然发布赦令，将其全部释放。这番历史佳话的背后，是民众对于君主大度的回报。
上面那个故事还反映出隋炀帝对待谏言的态度，隋炀帝早已放言：“我性不喜人谏。”于是无人敢反映死囚的冤情。一直到农民起义星火燎原之时，隋炀帝还在处罚向他汇报真实情况的人。于是大家都保持沉默。隋炀帝像一头巨大的鸵鸟一样把头埋入沙子里，直到风暴将其吞噬。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太宗是历史上最善于纳谏的皇帝，有关他纳谏的故事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了，兹不赘焉。纳谏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皇帝一天能听多少谏言呢），但是纳谏的作用不仅使皇帝能修正行为、准确掌握国家基本形势，更重要的是可以使人民相信一切问题都能上达天听，从而使得这个社会拥有了一个压力释放口。
唐太宗还很明白社会各阶层的所欲所求，科举制的恢复就是他给予知识分子的“礼物”。科举制发明于隋文帝开皇年间，隋末战乱使其搁置，至太宗时全面恢复。隋文帝初建此制度时，每年取士寥寥无几，并不是主要的选拔人才渠道。而唐太宗举办的科举，取士名额增加，报考人数更是明显增加，据说考试那天，唐太宗望着滚滚人流不禁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那时的中国，距离门阀政治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不远，贵族政治的阴影尚在，一个人要想当官，血统比才能更重要。而科举制则从根本上撼动了这种陋规，使得广大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寻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出口，看到了希望，所以才如过江之鲫入太宗之彀，这不能不说是太宗的“长策”。科举制此后继续发扬光大，以至于千年后被法国启蒙思想家借鉴，用以反对法国的贵族政治，可见太宗之举是多么英明。
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年号贞观，在位23年
“效率”与“公平”，孰重孰轻
说到这里我们回到“效率与公平”这个话题上来。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证人民基本温饱，无疑将导致动荡，但是在基本温饱得到保障之后，“效率”与 “公平”究竟孰重孰轻就值得玩味了。隋炀帝为国家积攒了大量的财富，他开凿的大运河泽被后世，沿用至今；他召开的外国酋长大会气势恢宏；他对突厥的威慑、对吐谷浑的进攻彰显了隋的国威，一切看起来是那样符合人们心目中一个伟大帝国的形象。当他对高丽发动进攻的时候，百万大军从洛阳出发，四十天方走出洛阳城，旌旗绵亘千里，隋王朝的富强可谓前无古人。可是月盈则蚀，盛极而衰，当两百多万民夫夜以继日在皮鞭催促下为前线运粮之时，当山东民夫站在齐腰深的海水里为军队制造战舰以致下身溃烂生蛆之时，这种富强就势必如过眼烟云随风而去。
唐太宗的成功就在于他通过一系列举措使得人民相信他与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使人民相信未来是充满希望的。他的纳谏，他的气度，他对人才的爱护，对司法的审慎，无非都是强化这一感受的举措。唐太宗时期，国力并不十分强盛，老百姓的负担也不少，但是“公平”使得这种负担不再成为无法承受之重。自古以来，中国的老百姓是那样的善良，在温饱稍有保障的前提下，只要有一线“公平”之光就能让他们感受到幸福。这就是百姓称颂“贞观之治”的根由。在“效率”与 “公平”之间，我们更相信“公平”的力量。唐太宗的政治举措与理念具有普世价值，历代中国人都能从他身上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贞观之治”被千载传颂的原因。
追求“公平”，封建专制时期偶尔会出现具备这种美德的明君，可是问题在于——君主的“明”与“不明”完全取决于皇帝个人的素质与品格，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说到底还是无法摆脱人治的特点。唯有民主与法制，才能以制度约束出“明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更相信制度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