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遭遇的“两难”日益增多，对调结构的关注在2010年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调结构早已成了政策文件的常用词，亦是经济学家的口头禅，但要化为实际的战略，仍然征途漫漫。过去十年GDP增长结构的不断恶化，足以说明调结构的难度之高，困难之大。要知道，2009年投资占GDP之比已经达惊人的67%，而在2000年，这一比例还只是37%(3.3万亿/8.9万亿)，可当时就已有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比例偏高。
现实就是如此，纵使今年上半年各方渐渐达成“调结构比保八更重要”的共识，但是投资占GDP之比依然维持在了66%(11.4万亿/17.3万亿)的水平上。
尤其是，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上升周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速维持在25%左右，其中某些月份高达40%以上，2009年这一增速已攀升至30%。鉴于这么多年来投资始终占据了经济增长的大头的现实，要想扭转畸形的增长结构，注定将是一场勇气和智慧必须完美结合的攻坚战。
何以大家明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近几年遭遇前所未有的口诛笔伐，但是这一模式却仍然还在不断加固？依笔者看，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资源过于集中在政府和国企手上，使得民间资金和消费需求总是难以启动。这是分税制弊端逐渐暴露的必然结果。2000年之后，虽然中国的财政收入取得了暴发性增长，但是这些收入基本都是集中在了中央财政。居民收入虽然也有两三倍的增长，但是由于社保体系不健全，住房、医疗、教育等价格快速攀升，消费需求启动从来都是不现实的。而民营资本的生存环境十分艰难，民营资本所遭遇的生存环境大致可以总结为：挣钱的不准做，准做的难挣钱。
虽然早在2005年就已经通过了“非公36条”，但这一政策执行效果不佳。直到近期，国务院不得不在2005年的基础上，再次出台了新的鼓励民资发展的36条意见。如此一来，中央财政的多数资金和大面积的优质项目，被“中字头”和“国字头”的企业收入囊中。可以说，正是在向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的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过程中，过去这些年我们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骄人业绩。
再者，银行系统在当下的大环境下，总是倾向于对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和个人发放贷款，这就使得每年少则两三万亿、多则近十亿的银行新增贷款，大部分被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群体获得。我们常常看到的现象是，有些地方官员以政府信誉和财政作为担保，银行动辄为企业安排数千万、甚至数十亿的信贷支持。
而过去的十年，恰是中国银行资产快速膨胀，货币泡沫不断孳生的时期。为了尽可能地保证存贷比不至于失衡，寻找“优质客户”的最便捷方式，还是非有政府担保的企业莫属。巧合的是，房地产在这十年中逐渐演化为各省市的经济支柱，地方政府因此成了房地产泡沫膨胀过程中最大的受益群体之一。于是，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堆积的一个重要表象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房地产信贷规模的屡破纪录。
最后，虽然一再被诟病，可在多种条件的制约下，目前的政绩考核体系，还是以GDP为第一目标，地方政府面对所谓的科学发展和眼前利益的选择，总割舍不了一些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最明显的例证是，在2008年底中央政府启动4亿经济刺激计划之后，各个地方不断上项目的速度达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某省在今年初所抛出的两年12万亿投资，算是对这一怪相的最新注解。这就使得行政调控在地方政府的利益调控面前成了花拳绣腿。之所以2004年之后的历次房地产调控几乎都半途而废，其根源亦在此。因为，离开了地方政府对政策的配合，再严厉的宏观调控也难免“空调”的结果。
整体来看，在工业化进程处于中间阶段、城市化必须加快步伐的基本背景下，追求经济增长本无可厚非。但是，在超高房价已成工业化和城市化最大拦路虎，投资占GDP之比已经接近70%的情况下，如果还是继续以信贷和投资双堆积来维持经济增长，那只会让中国经济距离健康平稳的发展道路越来越远。
回到短期来看，在经济增长新引擎尚未出现、房地产调控前景不明朗的时候，为了避免宏观经济“硬着陆”，提高投资效率，就成为改善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也是促使投资增速趋于合理的较为理想的选择。如何在制度层面，改变投资主体，鼓励和支持民间投融资发展，当是接下来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虽然鼓励民营投资的新36条已细化到了各部委的具体实施办法，但这一政策会否避免2005年的结果，真正激发其民间投资的热情，特别是真正启动民间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尚有待观察。无论如何，这些资金长期以热钱形式存在，于国于民，都是害莫大焉。
